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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5 倪瓒 1364年作 墨竹图 立轴

墨竹图
拍品信息
LOT号 4045 作品名称 倪瓒 1364年作 墨竹图 立轴
作者 倪瓒 尺寸 66.5×32cm 创作年代 1364年作
估价 咨询价 成交价 RMB 63,250,000
出版:
1.《古画大观》,第三集,上海国华书局,1922年。
2.《大风堂名迹》,第一集,大风堂,1947年。

著录:
1.《清秘阁集》,卷八,倪瓒,见《清秘阁集》265页,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
2.《穰梨馆过眼续录》,卷三,陆心源,见《中国书画全书》卷18,759及777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年。
3.《大风堂藏书画展览目次》,四川美术协会,1946年。
4.《历代著录画目》,206页,福开森,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年。
5.《倪瓒画之著录及其伪作》,容庚,1944年,载《岭南学报》第八卷第二期。
6.《倪瓒作品编年》,65页,朱仲岳,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
7.《中国名家全集:倪瓒》,132页,盛东涛,2006年,河北教育出版社。
题签:倪云林墨竹精品。静寄轩宝藏。戊子重九,武曾书签。
题识:隐士江阴许士雍,钿山湖里泊烟蓬;秋来鲈鲙莼羹美,亦欲东乘万里风。从善道契过笠泽,以士雍高士此纸求写竹枝,画已并赋绝句奉赠。甲辰(1364) 八月廿一日,倪瓒。
题跋:
1.迂翁性狷介,品高逸,画亦如其人,生平所作山水多不着色,竹石小景悉以天真古淡为宗。此幅古劲之中觉生趣拂拂发于毫端,真堪与仲圭竞美,渭川淇澳风致,数百年余,宛然在目,何多幸也。道光丁酉(1837), 芸圃水部出此示观于皆山草堂,因识眼福,并缔墨缘,梁章巨。钤印:章巨
2.猗猗千个稿先成,久贮胸中蕴逸情。清閟阁前闲试墨,绝怜幽翠影交横。梢如碧玉势参天,洒脱如兹韵若仙。我辄披图涤尘想,潇潇疑欲引风泉。茝林又题。钤印:梁章巨印
展览:“大风堂藏书画展览”,四川美术协会主办,成都祠堂街美术协会,1946年4月17至26日。
说明:1.《墨竹图》题签者为沙彦楷。沙彦楷(1875-1970),字武曾,又作伯躬,晚年更名客,回族,江苏省宜兴市周铁桥人。民盟中央委员,中国现代法学家、社会活动家,穆斯林知名人士。曾与沈钧儒在上海创办律师事务所。其签条所书上款“静寄轩”即为刘靖基斋号。
2.参考资料《江阴县志》,卷二十四,乾隆九年(1744),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藏本。
递藏脉络:王 掞(1645-1728):鉴藏印“王掞私印”;
刘 恕(1759-1816):鉴藏印“蓉峰”;
吴荣光(1773-1843):鉴藏印“南海吴荣光书画之印”;
李秉绶(1783-1842):据梁章巨题跋;
潘仕成(1804-1873):鉴藏印“德翁秘籍赏心之品”“天响琴斋”;
陆心源(1838-1894):《穰梨馆过眼续录》著录;
陆树声(1882-1933):鉴藏印“陆树声鉴赏章”“陆氏叔同眼福”
“归安陆树声收藏金石书画印”“穰梨馆主”;
张善孖(1882-1940):鉴藏印“善孖心赏”;
张大千(1899-1983):鉴藏印“藏之名山传之其人”
“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别时容易”
“大千好梦”“球图宝骨肉情”“不负古人告后人”;
刘靖基(1902-1997):本作由刘靖基后人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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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竹》杂说
──倪瓒《墨竹图》赏析
倪瓒《墨竹》图轴,罗纹纸本,墨笔写新篁一枝,并自题:
隐士江阴许士雍,钿山湖里泊烟蓬。
秋来鲈鲙莼羹美,亦欲东乘万里风。
从善道契过笠泽,以士雍高士此纸求写竹枝,画已并赋绝句奉赠。甲辰(1364)八月廿一日,倪瓒。
题画诗收入《清秘阁集》,文句稍异。《清秘阁集》载:
从善道契过笠泽,以士雍高士此纸求写竹枝,画已并赋。
隐士河阴半亩宫,钿山湖里泊烟篷。
秋来鲈鲙莼羹美,亦欲东乘万里风。
核对本幅《墨竹》与《清秘阁集》,除题画诗稍有差异,关于“从善道契过笠泽,以士雍高士此纸求写竹枝”的记述完全一致,其中涉及“许士雍”“从善道契”二人,就此杂说一二。
隐士江阴许士雍
许士雍人名冷僻,相关文献稀少。《明诗纪事》甲签卷十二收录讲学先驱王嘉会一诗:
《题许士雍紫翠丹房》
杨子江头紫翠峰,移家会住白云中。
新居今兴湖山近,拟览刀圭访葛洪。
倪瓒的挚友,画家张宣也曾赋诗赠许士雍,载《青旸集》卷四:
《题许士雍翠紫丹房》
许卿妙丹法,乃自至人授。山房吐神光,紫翠腾白昼。
七返身已轻,九转功尤就。气升龙虎交,炉存坎离媾。
心游太极先,学究羲轩后。久服令人仙,既服令人寿。
绵绵中夜存,一气充宇宙。奚必注参同,何须问勾漏。
求之非有方,炼之亦无候。金景如可攀,吾将一来扣。
通过王嘉会、张宣的诗文,大致可以勾勒出许士雍道法高超的炼丹术士形象,这与《墨竹》题画诗中“钿山湖里泊烟蓬”“亦欲东乘万里风”的意象吻合。
翻看书画著录,可以发现许士雍曾收藏过另一件倪瓒作品即《溪亭山色》,汪砢玉《珊瑚网》载:
又,溪亭山色。款下丁未五月,东海倪瓒画。
石滑岩前雨,泉香树梢风。江山无限景,都聚一亭中。

张宣为士雍题。
为许士雍题画的张宣正是前述《青旸集》的作者。张宣,字藻仲,江阴人,元末诗人张端之子。七岁能诗,是元末明初名盛一时的才子,被朱元璋呼为“小秀才”,协助宋濂续修《元史》。张宣自幼随父亲同倪瓒交往,谈诗论画,成为艺术上的知音,留下了丰富的文献史料。张宣为许士雍题写的诗句足以看出他对倪瓒绘画中空灵、解脱的哲学意味有着深刻感悟。
综上,张宣是画家倪瓒的挚友和艺术知音,也与道士许士雍相熟,对翠紫丹房的丹药评价颇高。许士雍喜爱倪瓒作品,多有收藏,也会请张宣为自己的藏品题诗。

从善道契
“从善道契”即萧登。萧登声名不显,为数不多的记录皆极简略。《佩文斋书画谱》(四库全书本)卷三十九载:
萧登。道士萧登,字从善,工隶书。
翻检《清秘阁集》,除前述“以士雍高士此纸求写竹枝”一则,另有一诗记录了倪瓒与萧登的诗文交谊:
萧从善集其师外史张君诗赋赠。
葛翁台上翻经处,陆子泉头试茗时。
石记只留金菌阁,宫铭犹树玉律池。
晚探风雅还心醉,谩说曹刘是我师。
麟角凤毛勤采拾,却愁雷电取无遗。
其中“外史张君”即倪瓒的挚友,元代文学家及书画家张雨。关于倪瓒与张雨的交游,学界已有较为充分的研究,此不赘述。萧登师从张雨,通过师生关系与倪瓒产生了更多关联。
吉林博物馆藏有《行书跋张雨诗》册(19开),(载《中国古代书画图目》卷16,编号“吉1-010”),同时涵括倪瓒和萧登二人题跋。
倪跋计有二段,其一:
壬子正月五日过东娄,十日耕学先生出以示仆,乃知贞居之与耕学交好之情若此也。倪瓒览。
其二:
贞居真人诗文字画皆为本朝道品第一,虽获片楮只字犹为世人宝藏……倪瓉题,壬子初月八日。
萧登作跋一则:
至正壬寅秋八月十又八日,海虞缪贞、呉郡余大亨、昆山顾元臣同观。弟子萧登拜题。
值得注意的是,“贞居真人诗文字画皆为本朝道品第一”一句很大程度上体现出倪瓒的美学主张,也可以佐证倪瓒和张雨的交情,故而流传甚广,成为重要的学术资料。另,《行书跋张雨诗》册后萧登的题跋由隶书写就,颇不俗,与《佩文斋书画谱》中“工隶书”的记录吻合。
无独有偶,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载有《朱阳馆主与良常诗翰》,亦可作证倪萧二人的交往:
……比附萧从善一书往曾达否。瓒,廿五日,谨空。
透过以上举例不难看出,倪瓒、张雨、萧登及太湖地区的诸多文人已然形成较为密切的文化圈。萧登代友人向倪瓒求画,自是情理之中。
此外,《墨竹》题识中,“过笠泽”与倪瓒行迹吻合无误;“此纸”则是一张质地光滑细密的罗纹纸。
综合以上,大致还原出本幅《墨竹》的创作背景:道士许士雍法术高超,精于炼丹,对倪瓒作品喜爱有加,遂自备佳纸,通过萧登向倪瓒求画。许士雍更会请画家的挚友张宣品赏题跋自己的收藏,使自己的藏画具有更丰沛的意义和价值。

聊以自娱耳
以上粗略介绍了《墨竹》的创作背景,以下从绘画风格和画学理论两个角度叙说一二。
傅申先生曾撰文《倪瓒和元代墨竹》,从美国佛利尔美术馆所藏的倪瓒墨竹斗方册页入手,论述了倪瓒墨竹的风格和他所关注的宋、金、元三代画竹名手,进而将其画风归结到他的绘画观(即两段著名的画跋),认为倪瓒是元代文人画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他将文人作书之余的笔墨遣兴更往前推进了一步。
根据傅申先生的研究结论,世界范围内,博物馆收藏的倪瓒墨竹真迹共五件:
①《墨竹图》,册页之一开,佛利尔美术馆藏;
②《画竹图》(又名《晴梢图》),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③《竹枝图》,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④《修竹图》,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⑤《竹叶图》,册页之一开,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以上五件,虽有形制之异,但在章法上,全是从左下角出竿、生枝、着叶,作自然优美的弧形,弯向右上角。在笔墨风格上,各幅竹竿都很纤细,每节很长,起笔重,收笔细,竹节间大多不留空隙,这是倪瓒墨竹异于他人的个人面貌。
持本《墨竹》与以上五件真迹相较,其谋篇布局、运笔落墨皆具有高度一致的个人风格。其中,台北故宫收藏的《修竹图》与本《墨竹》同为竖幅立轴,尺寸接近(修竹图51*34.5cm,本作66.5*32cm),故而面貌最为近似,足以相互佐证。
墨竹向来是文人墨戏所偏爱的题材,至元代,一时书画家或直接或间接受到赵孟俯画学理论影响,以书法用笔入画,向文人情趣发展。宋代工致细腻的院体花鸟趋于消沈,而借物抒情、画风清雅的水墨写意勃然而兴,显示出审美趣味的巨大变化。在诸多写竹名家中,倪瓒达到了最为简省抽象、惜墨如金的境界,这与他的画学理论不无关联。
倪瓒甚少论画,但在他的画跋中有一则脍炙人口的写竹自述,最能代表文人画的精神:
以中每爱余画竹。余之竹聊以写胸中逸兴耳,岂复较其似与非,叶之繁与疏,枝之斜与直哉?或涂抹久之,他人视以为麻、为芦,仆亦不能强辩其为竹,真没奈览者何。
(题《为以中画疏竹图轴》)
与此论相发明印证者,又有:
仆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
(《答张藻仲书》)
基于“自娱”的美学主张,倪瓒写竹随性洒脱,不斤斤于形象肖似,更多着眼于笔墨韵味,具有抽象的书写美感,呈现出元代诸多写竹名家中最为别致的个人面貌。

从王掞至刘靖基
古代书画讲求流传有绪,文渊阁大学士王掞是本幅《墨竹》已知的第一位收藏者,其后三百年间,庋藏者非富即贵,至少有如下十余人:
王 掞(1645-1728):鉴藏印“王掞私印”;
刘 恕(1759-1816):鉴藏印“蓉峰”;
吴荣光(1773-1843):鉴藏印“南海吴荣光书画之印”;
李秉绶(1783-1842):据梁章巨题跋;
潘仕成(1804-1873):鉴藏印“德翁秘籍赏心之品”“天响琴斋”;
陆心源(1838-1894):《穰梨馆过眼续录》著录;
陆树声(1882-1933):鉴藏印“陆树声鉴赏章”“陆氏叔同眼福”
“归安陆树声收藏金石书画印”“穰梨馆主”;
张善孖(1882-1940):鉴藏印“善孖心赏”;
张大千(1899-1983):鉴藏印“藏之名山传之其人”
“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别时容易”
“大千好梦”“球图宝骨肉情”“不负古人告后人”;
刘靖基(1902-1997):本作由刘靖基后人释出。

王掞(1645-1728)
王掞的书画收藏要从其家族收藏说起。
王掞的曾祖父王锡爵(1534-1614)、祖父王衡(1561-1609)皆热衷书画收藏。父亲王时敏(1592-1680)更直接自董其昌处购入大量藏品,“余家所藏宋元名迹,得之京师者十之四,得之董文敏者十之六”,使得家族收藏在王时敏一辈达到顶峰。“烟客先生收藏冠海内”,客观而言,明末清初之际,王时敏家族俨然成为江南书画收藏的聚散枢纽之一。至1662年前后,因赋役加剧,王氏不得不陆续散出藏品以维持状况,这一局面约略持续至1671年,前后十载。1680年王时敏去世,尚未散去的藏品,一部分归次子王揆(1619-1696),大部分则归八子王掞所有,或许是考虑到王掞为诸子中仕途最坦且酷好书画者,易于世守的缘故。
划归王掞的收藏中,尚有杨凝式《韭花帖》卷、赵孟俯《人骑图》卷、王蒙《丹台春晓图》轴等煊赫巨制。
值得注意的是,王掞1670年中进士,得以结交京城书画鉴藏大家,从一定程度上扩充了家族收藏。基于凌利中先生的研究,可以确定的经由王掞鉴藏的馆藏名作至少26件,(参见:凌利中《阀阅江南第一家:娄东画派研究三则》),历年拍场也频频出现王掞藏品,皆具备良好的品质,本幅《墨竹》当是其中至精之品。
刘恕(1759-1816)
吴人刘恕藏画丰富,拍场所见不少,惜未见书画著录,无从核查。刘恕以后,《墨竹》流入粤籍鉴藏家之手。实际上刘恕也曾在广西做官。
吴荣光(1773-1843)
乾隆中后期,东南沿海一带大规模发展对外通商,广东十三洋行的粤商得到官方默许垄断若干市场,使得19世纪的两广地区突然成为中国南方最大的经济中心,一批粤籍富商迅速建立起数量可观的书画收藏。两广地区历史上第一次成为私人书画收藏的集散地。
这些粤籍藏家交易密集,出手阔绰,为考证流传带来相当的麻烦。目前尚无法确知他们收藏《墨竹》的先后顺序,暂且按照生卒先后排序,作粗浅说明。
吴荣光,著《辛丑销夏记》,未录《墨竹》。吴荣光的收藏体系建立于嘉庆时期,起步较早,直接影响了两广地区殷商巨子,例如《墨竹》的下一任藏家,粤商李秉绶。
现藏南京博物院的沈周名作《东庄图》册是吴荣光的藏品,在以下一段时期里,《墨竹》与《东庄图》具有近似的流传经历,不妨一并说说。

李秉绶(1783-1842)、梁章巨(1775-1849)
寄居桂林的临川李氏是粤西最有影响的家族之一。自李秉绶的父亲李宜民(字丹臣,1704-1798)雍正年间以“李念德”为商号开创盐业,逐渐成为两广地区盐商之翘楚,至1842年李秉绶去世,李氏家族在两广地区兴盛凡百余年,富甲一时。
李秉绶幼年接受了良好的教育,通过“捐纳制度”于1804年前后赋京履职,直至1814年辞官养亲,前后十载。李秉绶的辞官表明他于做官一途并没有太多兴趣。时人记载他“性豪迈,重交游……啸傲林间以为乐”“家藏故多名绘,然遇佳本益购之,唯恐或失。所至搜访画士,虚怀咨询,凡精一艺擅片长者,皆与缔交”(蒋宝龄《墨林今话》卷十五)。又“工部君故素豪迈,散金结客,座上常满舆马,冠盖相望。”(李宗瀚《静娱室偶存稿》卷首)。
居京时期,李秉绶广交书画鉴藏名家,《墨竹》和《东庄图》的前任藏家吴荣光便是其中之一。吴荣光《石云山人集》卷八载有一事:
李芝龄太史宗昉偕友游陶然亭,饮于李芸甫水部秉绶斋联句,余未与会,芸甫补图属题:放浪无俗士,执维有空谷。招邀水部家,杯觞婪尾续。主宾履既洽,醉舞巾乱扑。文章金马豪,意气玉山簇。快君奋笔前,横扫墨痕宿。春色多于人,一一入诗腹。
基于这种诗酒交谊,更凭借雄厚的财力,李秉绶自吴荣光处购入若干书画典籍。入藏《墨竹》和《东庄图》或许正是这一时期。
1814年,李秉绶辞职归乡,接手家族盐业,并继续保持着极大的收藏热情。李秉绶与梁章巨交善,主要在此后一段时期。据梁章巨三子梁恭辰《北东园笔录初编》卷二:“余随任桂林,与水部郎中李云圃先生秉绶过从最密”。在桂林期间,梁章巨屡屡觞咏李家,来往密集。
张维屏(1780-1859)《桂游日记》卷二载有一诗,记录了李秉绶、梁章巨某次诗酒雅集:
良辰兼韵事,虹月起中间(原注:是日畅观墨宝)。趣洽烟云际,神游董巨班。墨绿新欲结,眼福许将还(原注:时将唐拓《云麾碑》及沈石田《东庄图》带回细阅)。不有赏心处,谁知边吏闲。
诗中提到将《东庄图》借回赏玩,检看《东庄图》,确有梁跋一段:
道光丁酉(1837),芸圃水部招游皆山草堂,获观此册,因识眼福且谛墨缘。福州梁章巨。
对比《墨竹》上梁章巨的第一段题跋:
道光丁酉(1837) 芸圃水部出此示观于皆山草堂,因识眼福,并缔墨缘,梁章巨。
两跋如出一辙,应当可以说明,在李秉绶、梁章巨的某次雅集中,同时欣赏了得自吴荣光的《墨竹》和《东庄图》。或许,正如梁章巨将《东庄图》借回细阅,他也曾将《墨竹》带回自己居所,乘兴赋得“猗猗千个稿先成”一诗,书于裱边。
至此,大致可以勾画出一幕诗酒雅集的场景:李秉绶、梁章巨等人交情匪浅,1837年某日,李秉绶于皆山草堂宴请宾朋,品赏题咏所藏古书画名品,梁章巨欣然为《墨竹》和《东庄图》作跋,然爱不释手,复将名作借回寓所细看。张维屏更赋诗助兴,并将此次雅集写入日记。

潘仕成(1804-1873)
李秉绶、梁章巨鉴藏题咏过《墨竹》和《东庄图》后,两件名迹辗转流入粤商潘仕成之手。
潘仕成,字德畬,祖籍福建,世居广州,是晚清享誉朝野的红顶商人,与族侄潘正炜同以经营对外贸易而暴发巨富。潘氏祖先以盐务起家,潘仕成继承家业后更拓展洋务,成为广州十三行的巨贾。潘仕成一生主要在广州度过,既经商又从政,既好古也学洋,既是慷慨的慈善家,又是博古通今的古玩、字画收藏家,他还出资自行研制水雷,从国外引进牛痘,获得官员和民众的普遍赞誉。
事业最盛时,斥巨资筑“海山仙馆”,广交高官显贵、名流巨子和海外洋人,故而名传朝野,屡得圣旨嘉奖,赢得“名流争相延访,筹饷、筹防大吏深倚之”的赞扬。潘仕成孜孜不倦收藏古籍、文献、书画、古帖、金石等历史文物,有“粤东第一”之称,其中以黄庭坚《砥柱铭》卷最为著名。
《墨竹》和《东庄图》之所以流入潘仕成手,除收藏兴趣使然,或许还有深层原因。
1824年,李秉绶家族涉“粤西盐商案”,震动朝野,虽然凭借阮元庇护暂时渡过难关,但一个庞大商业帝国的基石正悄然分裂。1830以后,李氏的盐业生意逐年下滑,“运本渐形支绌,存引积压,转运无资”,又“借得运本十二万两,全赖借贷运本以资措办”。1842年李秉绶过世。1847年,清廷特旨潘仕成(时年43岁)为两广盐运使。潘氏表面上他对清廷的任命表示不受,“以本籍人监司本籍,旷典也,仕成不敢当,禀大吏固辞”,但以商名“潘继兴”,从李秉绶后人手中获取了广西临全埠商的经营权。至此,李秉绶家族淡出盐商行列,而潘仕成则坐上了两广地区盐商头把交椅。
资本的转移致使书画收藏的流传。《墨竹》和《东庄图》或许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流入潘仕成的海山仙馆。
潘仕成一生显赫,无奈晚年横遭变故,因盐务亏累而获罪。所藏书画典籍收藏亦逐渐流散。1871年,潘仕成将《佩文韵府》木刻版抵押给山西票号以维持状况。1873年,潘氏引以为豪的海山仙馆被查抄,以不足四万两白银低价拍卖。不久潘氏去世。
作为晚清享誉朝野的官商巨贾,潘仕成一生的成就异常显赫,非普通官商可比,然而《清史稿》《清史列传》等官方文献均未录入其人,仅有《番禺县志续志》(宣统)及《广州府志》(光绪)有其本传,却失之简略,且多有自相矛盾处。此间原委,难以揣测。

陆心源(1838-1894)、陆树声(1882-1933)
潘仕成之后,《墨竹》辗转流入藏书家陆心源、陆树声父子之手。
陆心源以收藏宋版图书最称著名,筑“皕宋楼”,与瞿氏“铁琴铜剑楼”、丁氏“八千卷楼”、杨氏“海源阁”并称晚清四大藏书楼。此外,陆心源书画收藏亦富,著《穰梨馆过眼录》,本幅《墨竹》收入其中,文献与作品吻合无误。另,本季“百代标程”专场的夏㫤墨竹卷同为陆心源旧藏,钤打了相同几枚鉴藏印,可供参考。
20世纪初,珂罗版印刷逐渐兴起,《墨竹》被《古画大观(第三集)》刊印,标记为“吴兴陆叔同氏珍藏”。此时,张大千诸鉴藏印尚无。

张善孖(1882-1940)、张大千(1899-1986)
1943年冬自敦煌返回后,张大千“命门人子侄辈,记其尺寸题咏,序为目录,聊以志平生好慕,一时之会合”,编成《大风堂书画录》。自1944年开始的几年间,张大千在成都、上海等地举办巡回展览,内容丰富,涵括古书画收藏、书画创作、摹敦煌壁画,凡此种种。1946年的《大风堂藏书画展览目次》中,本幅《墨竹》赫然在列,记为“倪高士墨竹”。
展览同期刊印图册,记有《大风堂名迹(第一集)》《大千居士近作(第一集)》《西康游屐》等,皆由李秋君于1947年题写目录,且具有统一的排版样式。《墨竹》出版于《大风堂名迹(第一集)》,藏印累累,足见郑重。
此种《大风堂名迹(第一集)》虽名为“第一”,实际上是一本独立的图册,并无续集,与今人较为熟悉的《大风堂名迹》(共四集,1955-1956年,东京便利堂)是不同的图册。

刘靖基(1902-1997)
20世纪20年代,刘靖基受聘常州大成纺织厂经理,薪水丰厚,其书画收藏大致开始于这一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刘靖基任全国政协委员,继续拓展其书画收藏。1967年夏,刘靖基的一部分书画藏品经钟银兰先生点校,移交上海博物馆,后落实政策退还。其后刘靖基向上海博物馆捐赠40件古书画,以张即之行书《待漏院记卷》、王蒙、倪瓒各一最称重要。
本次上拍之《墨竹》由刘靖基后人释出。自王掞至刘靖基,《墨竹》流传有序,多有文献佐证,况品相如新,装裱亦精,甚为难得。

耦庵经眼
此外,《墨竹》上尚有“耦庵经眼”“吉见”两枚鉴藏印不知归属何人。
“耦庵经眼”一印,《古画大观》无,《大风堂名迹》有。翻检《大风堂书画录》,其中《雪个并世双英》右下角钤有“耦庵经眼”印。同书著录的《金冬心分书》虽未记载耦庵事,但审看原作,知右下角有同一枚“耦庵经眼”印。在大风堂其他藏品中,亦有钤盖此方“耦庵经眼”者。从本幅《墨竹》耦庵钤印位置来看,耦庵应当是陆树声之后的收藏者,即陆树声、耦庵、张大千的先后顺序。据此种种迹象看来,张大千很可能从耦庵处购入藏品若干,另有一种可能,耦庵是大千非常亲近的朋友。待考。
以上粗略交代了本件倪瓒《墨竹》的一些情况。短文得益于傅申先生、凌利中先生等前辈的研究结论,并参考了有关两广地区盐商的研究结果,更得到友朋诸多指教。宋元书画存量稀少,现身拍场者更属凤毛麟角,愿观者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