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拍品信息

LOT号	5606	作品名称	清康熙36年御制紫檀鸡翅木百宝嵌《大宝箴》柜式大屏
作者	--	尺寸	长198cm；宽147cm	创作年代	清康熙36年
估价	5,500,000-8,500,000	成交价	RMB 6,440,000
材质		形制
出版：保利艺术研究院，《保利拍卖十五周年精品集》，古董珍玩卷（下），文物出版社，页438-439，编号948 “大宝箴”全文及“康熙三十六年岁在丁丑孟夏之望”款备注：重要私人藏家收藏展览：保利艺术博物馆，“贡之廊庙光鸿钧——康熙奇珍·郎廷极艺术展”，北京，2023年3月28日-4月16日紫檀木在中国的使用历史可追溯至东晋时期或更早，制作为家具、乐器或其它器物应不晚于唐。且因其木质特性及独特的制作工艺，自古素有“紫檀工”之说。有清一代，对色泽深、质地密、纹理细的贵重硬木极为推崇，其中以紫檀为首选，当时许多黄花梨家具都被染成深色，以图古色古香。基于紫檀极好的加工性能，使上位者对厚重富丽艺术风格的喜好得以实现，因而清代康雍干三朝宫廷家具中，紫檀制品占有极大比重，特别是到了清中期，选材非常讲究，往往要求清一色，无疖无疤，无标皮，色泽均匀，有的家具甚至要求为同一根木料制成。如此用料，还有更深刻的体现皇家正统意识和地位的政治原因。本品为一件极其稀罕的紫檀鸡翅木百宝嵌柜式大屏，其精选紫檀大料制成，比例匀称，造型平稳大气。此屏制作别出心裁，整体仿壁柜样式，屏心为紫檀木，作双门对开式，四周围框的固定部份为鸡翅木，其上开光以各色玉石百宝为材，镶嵌出精美花鸟图。选取蜀葵、梅花、玉兰、茶花、海棠、桃花、秋菊等四时花卉，以折枝的表现方式装饰器表﹐其旁环绕着蜂蝶鸟鹊等禽雀飞虫﹐布局疏朗有致，众物形态皆活灵逼真﹐色彩搭配上亦是丰富鲜艳，极具装饰意味。屏背光素无纹，仅外框一周浮雕缠枝花卉，与屏面及四壁相呼应，尽显木材纹理之美。屏面正中的紫檀木对开活门上，铜鎏金篆书镶嵌唐朝张蕴古《大宝箴》全文。两侧各有两个铜鎏金夔龙纹折页﹐中心有一个铜鎏金夔龙纹大锁扣，边框四周和两个活门四周都有精美的缠枝花纹雕刻。其制作相当讲究，造型典雅，錾刻图案精美，既富装饰效果，又与紫檀柜体色泽反差强烈。屏框最外围及活门四周，均以清代“大内紫檀工”特有的减地浮雕工艺刻饰，以欧洲经典的缠枝西番莲纹为饰，花叶藤蔓灵动自然，工艺神清功精，布局繁简有序，纹饰突出，具有极强的立体感。在屏面门板所刻的《大宝箴》一文后落有“康熙三十六年岁在丁丑孟夏之望录张蕴古大宝箴”款。按此大壁柜门的落款﹐应当是西元 1697 年（康熙三十六年岁在丁丑）阴历四月十五日（孟夏之望）抄录制作。从其材质、工艺、纹案、修饰及形制等方面看是康熙本朝的无疑。查阅海内外公私收藏，有明确纪年款的大型家具实为珍罕，故宫博物院所藏镶嵌家具中，落康熙纪年款的仅有寥寥几例，更显本品之殊特，对清代家具的研究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众所周知，明清两式家具，虽遥承一脉，亦各具千秋。明式家具之魂，在乎造型之绝，其简约清雅，妙合庄禅，为文人制器之典范。与之相较，清式家具之精，则莫过装饰之美，其应目琳琅，富丽堂皇，是世俗审美之写照。究清式家具之盛，非惟巧匠妙手施为，亦关彼时工艺之繁美。有清一代，蓄诸般传统工艺，而予加传扬，其中又以“百宝嵌”精美不凡，世所共道。恰如本品，以百宝嵌饰红花绿叶、雀鸟蝴蝶，栩栩生动，娇妍华美。且随着光线照射的角度变化，映射出不同的瑰丽光彩。恰如古诗《素屏谣》中所赞“尔不见当今甲第与王宫，织成布障银屏风。缀珠陷钿贴云母，五金七宝相玲珑”。据考，百宝嵌工艺出现于明代，它是在螺钿镶嵌工艺的基础上加上象牙、珊瑚、宝石以及玉石等材料形成的镶嵌工艺。清朝钱泳的《履园丛话》中记载百宝嵌说道：“以金银、宝石、珍珠、青金、绿松、螺钿、象牙、蜜蜡、沉香为之，雕成山水、人物、树木、楼台、花卉、翎毛，嵌于檀、梨、漆器之上。大而屏风、桌椅、窗、书架，小则笔床、茶具、砚匣、书香，五色陆离，难以形容。自古来未有之奇玩也”，从这些都可以看出古人对于百宝嵌工艺的喜爱。勉思解愠鼓虞琴，殿壁书悬大宝箴。独揽万机凭溽暑，难抛一寸是光阴。丝纶日注临轩语，禾黍常期击壤吟。恰好碧天新吐月，半轮为启戒盈心。 ——《钦定四库全书•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卷二十九•诗•四宜堂集•夏日勤政殿观新月作值得注意的是，此屏最外围的缠枝花卉纹饰不仅雕刻于正面门板、上端及两侧，屏面背部的边框四周亦细细雕琢，这说明本品并非为某清代紫檀大柜的残件，而是作为独立的一件家具陈设而制作，是经过精心设计而成的作品。本品曾为欧洲藏家所珍藏，置于家中作为陈设，彼时因文化差异，此屏被误认为是门板，曾另配条板作为四围，给此屏加宽进深，使之如壁柜一般可以储放他物。从现有的老照片可以看出，当时此大屏如壁柜一般放置，内加隔板，放置其象牙雕刻摆件，上置瓷器等，对开的活门内侧分别贴挂画布。但是，根据故宫宁寿宫倦勤斋等处，运用贴落与木质家具相结合的装修形式，可知本品确为可独立使用的家具陈设品，而非门板残件。按清代起居环境和宫廷陈设要求，本品或置于宫殿一面墙壁的贴落之前，以增加进深之感。加之其所镶嵌的《大宝箴》全文﹐悬于壁上，有“殿壁书悬”之感﹐恰好符合清世宗宪皇帝（雍正皇帝）在一首御制诗中描述的勤政殿内“殿壁书悬”的意境。蕴古，初以贞观二年自幽州总管府记室兼直中书省，表上《大宝箴》，文义甚美，可以规诫。其词曰：今来古往，俯察仰观，惟辟作福，为君实难。宅普天之下，处王公之上，任土贡其所有，具僚和其所唱。是故恐惧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转放。岂知事起乎所忽，祸生乎无妄。故以圣人受命，拯溺亨屯，归罪于己，推恩于民。大明无偏照，至公无私亲。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礼以禁其奢，乐以防其佚。左言而右事，出警而入跸。四时调其惨舒，三光同其得失。故身为之度，而声为之律。勿谓无知，居高听卑；勿谓何害，积小成大。乐不可极，极乐成哀；欲不可纵，纵欲成灾。壮九重于内，所居不过容膝；彼昏不知，瑶其台而琼其室。罗八珍于前，所食不过适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勿内荒于色，勿外荒于禽；勿贵难得之货，勿听亡国之音。内荒伐人性，外荒荡人心；难得之物侈，亡国之声淫。勿谓我尊而傲贤侮士，勿谓我智而拒谏矜己。闻之夏后，据馈频起；亦有魏帝，牵裾不止。安彼反侧，如春阳秋露；巍巍荡荡，推汉高大度。抚兹庶事，如履薄临深；战战栗栗，用周文小心。《诗》云：“不识不知。”《书》曰：“无偏无党。”一彼此于胸臆，捐好恶于心想。众弃而后加刑，众悦而后命赏。弱其强而治其乱，伸其屈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数，物之悬者，轻重自见；如水如镜，不示物以形，物之鉴者，妍蚩自露。勿浑浑而浊，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暗，勿察察而明。虽冕旒蔽目而视于未形，虽黈纩塞耳而听于无声。纵心乎湛然之域，游神于至道之精。扣之者，应洪纤而效响；酌之者，随浅深而皆盈。故曰：天之清，地之宁，王之贞。四时不言而代序，万物无为而受成。岂知帝有其力，而天下和平。吾王拨乱，戡以智力；人惧其威，未怀其德。我皇抚运，扇以淳风；民怀其始，未保其终。爰术金镜，穷神尽性。使人以心，应言以行。包括理体，抑扬辞令。天下为公，一人有庆。开罗起祝，援琴命诗。一日二日，念兹在兹。惟人所召，自天祐之。争臣司直，敢告前疑。太宗嘉之，赐帛三百段，仍授以大理寺丞。 ——《贞观政要‧卷八‧刑法‧第三十一》《大宝箴》与康雍乾三朝“治天下” 据考可知，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丁丑）不仅是康熙一朝的巅峰时期，在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的人生中也是值得着墨一书的。康熙年间是清朝领土扩张、烽火边关之际，康熙帝麾下兵勇先后于二十二年（1683年）统一孤悬海疆的台湾岛；二十四年击溃了俄罗斯军队，弭平雅克萨（Albazin）城寨；二十九年至三十九年间，长年清剿西疆及西北边境的准噶尔部，直至六十一年康熙驾崩之时，清廷仍发兵西藏。其中，与准噶尔大汗噶尔丹之间的兵戎相见，似乎在康熙心中勾勒出狩猎与杀伐交错的景象：康熙三十五、三十六年间，康熙几度御驾亲征，仿佛猎人追捕猎物一般逼临噶尔丹。与噶尔丹的交锋，或许算是康熙一生中较为畅怀的片段，将之视为个人旷古未有的勋业。在三十六年的初夏，当听闻噶尔丹众叛亲离、饮药自尽之时，康熙帝曾于四月十七日书信敬事房太监，认为：“……今嘎尔但已死，其下等人，具来归顺。朕之大事毕矣。”并感叹道“今蒙天地宗庙默佑成功，朕之一生，可谓乐矣，可谓致矣，可谓尽矣”，足可见其喜出望外之情。回望康熙帝一生丰碑式的功勋，“康熙三十六年” 为其统治生涯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可见意义重大。清初诸帝﹐念着祖宗创业艰难﹐努力塑造正大光明和儒雅渊博的为帝形象。作为广受赞誉的“千古一帝”，康熙帝不仅胸怀大略开创一片盛世，并且为人勤谨克守、自律自警。这等博大胸魄、唯贤兼听的气度，才使得《大宝箴》这样的警诫帝王之文得以宣扬，能够嵌刻在此紫檀大屏上，置于宫廷内，以供帝王观赏品鉴。 “大宝”二字即指皇权帝位。“箴”乃劝戒规谏之意。“大宝箴”三字﹐就是对皇帝的劝戒规谏﹐也就是对皇帝的约律警示。据《旧唐书》卷一九〇《文苑传上·张蕴古传》记载，《大宝箴》成文于唐太宗刚刚即位之际，彼时张蕴古认为天下“畏而未怀”，天子因“为君实难”，更应严格自律，励精图治，故而撰写了《大宝箴》上奏，加以规诫。此文全文不长，语言精炼优美，有陶熔之功，堪称“箴”体文的佳作，其中不少名句被后世反复引用，更是“贞观之治”的象征。而本出自三国魏李康《运命论》中的“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之句，更是引起后世帝王的高度重视，开明者如清代明君康熙帝，颇喜引用此语而自勉。这样的箴文﹐上下数千年﹐几人能为﹐又几人敢为。只有在唐太宗这样的明君和张蕴古这样的诤臣同存的时代，才会有《大宝箴》这样的千古一文出现。然而即便如此﹐张蕴古之被株也难说不是种祸于此。张蕴古之后再无此类文章﹐非后人不能为﹐乃后人不敢为也。但是﹐在文字狱极盛的清代，为人臣所不能写不能言的，为帝者则可用可引。这不仅表明为君的英明与胸怀，也是在皇位政局稳定的局势下，对励精图治者自身的自警自勉。若非身为九五之尊﹐宰辅以下﹐无论臣民﹐谁有资格担得起诸如“宅普天之下﹐处王公之上﹐任土贡其所有﹐具僚和其所唱”、“壮九重于内”、“冕旒蔽目”这样的句子。若非身掌稳固的统治态势﹐又怎敢挂“不以天下奉一人”这样的句子。若非身怀雄才伟魄﹐又怎能谈及“汉高大度”、“周文小心”。《大宝箴》的独特谏文，不提寻常百姓官吏大臣﹐即便是王公贵冑﹐谁敢堂而煌之的悬此于室﹐谁敢不惧“觊觎大宝”四字﹐亦不惧“株连九族”四字？因此可以确信的是，在康熙时代﹐除了皇家以外﹐甚至是除了康熙帝本人以外﹐或许有人胆敢秘密地收藏写有《大宝箴》的书籍或字纸﹐但绝对是无人敢、也无人有资格﹐去如此堂而皇之制作并陈设“殿壁书悬”这样含有《大宝箴》全文的大柜门。这也进而证明了，此件紫檀鸡翅木百宝嵌《大宝箴》柜式大屏，必属皇家之物无疑。 “大宝”指代登上皇位的人，“箴”则是规诫性的文体，文人常常以箴言陈于书房中以自勉。《大宝箴》为唐代张蕴古所作，该文阐释了儒家的君道思想，是对君主的规劝警诫。作为读书人，规诫统治者是职责本分，认为天子应严格自律，励精图治，爱护百姓，大公无私。是一个人治理天下，而不是全天下侍奉一个人。帝王的一举一动也不能随意任性，要用礼制来禁止帝王的奢侈，用雅乐来限制帝王的放纵。对于《大宝箴》，清代康雍乾三代帝王以不同形式自警自省，或如本件柜式大屏，作为家具陈设于康熙帝的书房；或如雍正帝归纳提纯出“唯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御笔书对联悬于处理政务、批阅奏折的养心殿西暖阁；或如乾隆帝御笔全文制成挂屏，悬挂于日常所居的养心殿。这些皆意在时时自警。这幅对联是雍正御笔亲书最为著名的一幅，雍正帝将张蕴古的《大宝箴》原文稍作改动而成联句，意思当亦有所改变，将臣子提醒君上的箴言变成清帝自我砥砺的警句。故宫博物院所藏一件“乾隆帝楷书大宝箴挂屏”，按其落癸酉仲春，应为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所书。堂屏右上角钤“德日新”椭圆形篆书阳文印；又钤“畏天爱人”方形篆书阴文印；左下角钤“惟精惟一”方形篆书阴文印；又钤“乾隆宸翰”方形篆书阳文印。此屏背面为绢本设色《百子图》，左下角落款“臣黎明恭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