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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信息

LOT号	6330	作品名称	清雍正御制洋彩浮雕巴洛克式花卉螭龙纹花台
作者	--	尺寸	高45cm	创作年代	清雍正
估价	12,000,000-22,000,000	成交价	RMB 16,675,000
材质		形制
[雍正年制]款来源：欧洲藏家旧藏；伦敦佳士得2011.11.8，Lot406 说明：为什么洋彩在雍正时期得以创烧？这正是雍正皇帝吸纳西洋文化的一个鲜明事例。胤禛艺术品味高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颇深，一生积极追求宋人生活意趣，对宫廷诸般工艺品之制作均有留意，他继承康熙皇帝开明的思想，对西洋文化亦有其独特之体会。目前留存的《雍正皇帝西洋装侧身画像》（图六）和《胤祯行乐图册页》中“刺虎图”（图七）便是雍正皇帝对西洋文化接纳态度的最佳诠释，图中身为一国之君的胤禛着穿西洋文艺复兴后期、新古典时期的贵族服装，头戴假发，洋溢出一派异国情调，这种尝试均为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所不曾有的，由此可窥知其对西洋文化的态度是何其开放，胸襟又是何其广阔。这种开放思想在雍正朝御瓷制作中早就予以体现，繁缛对称的西洋花草纹饰在青花和斗彩瓷器上得到广泛的应用。正基于雍正皇帝对西洋文化的认同和接纳，御窑厂创烧出洋彩也是体现了他对西洋事物的好奇和仰慕，但此时洋彩瓷器更多是停留在烧制的初期阶段，尚未如乾隆初年那样大规模地出现。那么，雍正一朝洋彩得以发明与推广的技术支持的原因又是什么？唐英在洋彩的研发过程当中充当着什么角色？前述唐英在《陶冶图编次》当中强调指出洋彩与瓷胎画珐琅均使用相同的颜料，洋彩最主要的技术是颜料的供应。康熙晚期，珐琅彩技术传入宫廷，颜料全部依靠外国供应，量少而格外珍贵，珐琅彩器皿仅限于宫内小件器皿，数量非常有限，此状况持续至雍正早期。雍正时期，雍正皇帝对珐琅彩瓷器的生产给予了更多的关心，幷提出颇为严格的要求。雍正元年（1723年），随着宫廷造办处人员的扩充，以及在雍正帝最信赖的怡亲王（雍正帝的十三弟允祥）的主持下，珐琅彩瓷器的生产在造办处珐琅作积极展开。但从清代档案记载看，雍正六年以前珐琅彩瓷器的生产进展缓慢，雍正帝对此也不甚满意。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珐琅彩料需依赖西洋进口，数量有限，必须谨慎使用，不得有误损所致。如清雍正《广东通志》卷五十八记载：“西洋国……雍正四年五月复遣使进贡……各色珐琅彩料十四块。”又如《活计档•清档•雍正记事杂录》载：“雍正二年二月四日，怡亲王交填白脱胎酒杯五件，内二件有暗龙。奉旨：此杯烧珐琅。钦此。于二月二十三日烧破二件，总管太监启知怡亲王。奉王谕：其余三件尔等小心烧造。遵此。于五月十八日做得白瓷画珐琅酒杯三件，怡亲王呈进。” 雍正六年以后，在雍正皇帝的直接干预下，造办处自炼珐琅料的成功，从当时造办处档案记载来看，雍正六年，造办处新炼的珐琅料有月白、白、黄、浅绿、亮青、蓝、松绿、亮绿、黑等九种颜色。新增珐琅料有软白色、香色、淡松黄色、藕荷色、浅绿色、酱色、深葡萄色、青铜色、松黄色等，共九样。造办处自炼珐琅料的成功，不仅摆脱了珐琅彩瓷器生产因依靠进口料而可能产生的捉襟见肘的窘态，而且新增加的彩色品种亦可使画珐琅人在表现物像时更加得心应手。据造办处档案记载，当时的宋七格是负责炼料全部工作的，邓八格是具体操作的，胡大友是吹釉的，吴书是技术人员。另外，怡亲王允祥、郎中海望、员外郎沈嵛和唐英等主要负责管理。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唐英，据档案记载，雍正六年正月初九日，内务府造办处召募各作匠艺人十三名，由员外郎沈嵛、唐英启怡亲王，发给每人每月二两银。接着“正六年二月二十二日，柏唐阿宋七格等奉怡亲王谕：着烧炼珐琅料。遵此。于本日员外郎沈嵛、唐英说：‘此系怡亲王着试烧珐琅料所用钱粮物料，另记一档，以待试烧完时，再行启明入档。’本日送交柏唐阿宋七格。”雍正六年七月，唐英曾为画珐琅人林朝楷因病不能工作一事启奏怡亲王，即“雍正六年七月十一日，员外郎唐英启怡亲王，为郎世宁徒弟林朝楷身有痨病，已递过呈子数次，求回广东调养，俟病好时，再来京当差，今病渐至沉重，不能行走当差等语。奉王谕：着他回去罢。”所以，雍正六年八月唐英便被派往景德镇御窑厂佐理陶务以前，唐英一直管理珐琅作的具体事务，无论是对工匠要求还是技术问题，相信都非常熟悉。由于唐英供职内务府多年，在珐琅彩瓷器的烧造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对雍正皇帝的审美趣味亦了如指掌，因此他到景德镇后，无论是匡复历代名窑釉色，还是创新彩瓷品类皆深获雍正皇帝喜欢。正因为唐英有过此段督办冶炼国产颜料的特殊经历，所以等国产颜料稳定地批量生产，那么洋彩瓷器的制作就不存在原料制约问题，剩下的就是让珠山御窑的画师熟悉颜料物理料性即可得心应手地绘画。所以，洋彩瓷器的出现与唐英个人因素密切相关，国产彩料的研制成功是洋彩大规模流行的前提和保障。雍正皇帝谕旨唐英烧造一批洋彩五供器皿，必有其专门的目的，考当今两岸故宫皆无此批洋彩五供收藏，可证此类器皿似不曾供奉紫禁城内。那么，最有可能供奉之处又是哪里？结合雍正皇帝的爱好与习惯，应该是供奉陈设于圆明园之内。圆明园始建于1709年（康熙四十八年），是康熙皇帝赐给胤禛的私家园林。1722年胤禛即位后，拓展原赐园，幷在园南增建了正大光明殿和勤政殿以及内阁、六部、军机处储值房，御以“避喧听政”。其在《雍正御制记-圆明园记》中写道：“及朕纉承大统，夙夜孜孜，斋居治事。虽炎景郁蒸不为避暑迎凉之计。时逾三载，佥谓大礼告成，百务具举，宜宁神受福，少屏烦喧。而风土清佳惟园居为胜，始命所司酌量修葺亭台丘壑，悉仍旧观，惟建设轩墀分列朝署，俾侍直诸臣有视事之所。构殿于园之南御以听政。晨曦初丽，夏晷方长，召对咨询，频移昼漏，与诸臣相接见之。” 雍正皇帝一生崇佛信道，圆明园当中少不了其宗教信仰的空间设置，慈云普护正是承载此功能的景区。慈云普护为乾隆时期圆明园四十景之一（图八），位于雍正皇帝之寝宫九州岛清晏的正北，是一处寺庙园林，因此是帝后园居时经常前来拈香拜佛的寺庙。该景建于康熙年后叶，初名“涧阁”。雍正继位后，圆明园升格为御园时，正南建立宫门，取向明出治之意；正殿居中央，以建皇极八方拱向。本景地处中轴线正北，“立自鸣钟楼，楼高三丈”。胤禛的《园景十二咏》中即有《涧阁》诗目。《涧阁》诗云：“ 平桥依麓转，一带接垂杨。阁峻横云影，栏虚漾水光。度香花外厦，挹翠树西廓。倚槛看飞鸟，披襟引兴长”。由此可见，雍正皇帝对此处景致之欣赏。慈云普护的寺庙建筑充分体现了雍正崇教的复杂性——崇佛与信道幷存，其前殿为“欢喜佛场”三楹，其北楼宇有“慈云普护” 匾额，上奉观音大士，下祀关帝圣君。其东为昭福龙王殿，祀圆明园昭福龙王。“慈云普护”与“欢喜佛场”之匾额均为雍正皇帝亲书。作为雍正的御园十二景点之一，又是御园当中唯一的寺庙重地，慈云普护相关的供器必定是雍正皇帝非常重视的大事，若以设计此套洋彩五供敬奉，足以见证其礼佛敬道的虔诚之心。因此，结合前述分析，推断此套洋彩五供供奉于圆明园慈云普护之内应是符合史实。本品尊贵典雅，釉彩妍美多姿，彰显出无与伦比的艺术魅力，珍罕程度必为世人所推崇，其最具的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之处，即在于它的出现丰富雍正朝洋彩瓷器的实物数据，完整地复原出雍正洋彩五供之全貌，印证文献关于雍正朝洋彩烧制的记载，还原一段近乎遗忘的辉煌历史。它凝聚了唐英对珐琅彩瓷的一份特殊感情和对景德镇窑业创新的无比激情，同时，它的出现更是开启了中国陶瓷工艺史上一个新潮流的到来，见证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盛况，蕴涵着千古一帝的无比自信与至高品味，殊为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