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拍品信息

LOT号	6036	作品名称	15世纪无量寿佛
作者	--	尺寸	高18cm	创作年代	15世纪
估价	800,000-1,200,000	成交价	RMB 805,000
材质		形制
西藏仿永宣宫廷风格合金铜无量寿佛面相饱满，垂目俯视，高鼻薄唇，略含笑意。头戴五叶宝冠，萌芦式发髻，上饰摩尼宝珠，雕饰精美。上身袒露、披帛、下裙衣折流畅，双手结法界禅定印，上托无量宝瓶，全跏趺坐。下承仰覆莲座，莲瓣瘦长挺拔，瓣尖呈三瓣上卷，莲座上下边缘各饰连珠纹一圈，整尊造像采合金铜，铜质精炼，铜色古朴柔和，工艺雕琢的精致细腻，富于美感。明代宫廷造像出自皇家造像机构，有着高贵的身份，当它们作为赏赐之物源源不断地传入西藏后，立即引起了西藏各阶层人士的极大关注和崇信。在藏族人的关注和崇信下，一股模仿宫廷造像的风气很快在雪域高原蓬勃兴起。从大量的实物来看，这种仿制作品风格十分统一，其突出特点是与真正的宫廷造像在造型、装饰和衣纹表现手法等方面如出一辙。然尽管如此，它和宫廷造像相比还是有区别的，主要表现为：宫廷造像为内地发明的合金铜铸造，西藏仿作为西藏地区特有的红铜或合金铜铸造；宫廷造像封底采取剁口法，而西藏仿作则封底采取的是西藏传统的包底法；宫廷造像莲花座上都刻有“大明永乐年施”或“大明宣德年施”刻款，而西藏仿佛像上没有这样的刻款。皇家典范仪天下四海尊崇仿不休 —略谈明代宫廷造像的仿造之风首都博物馆研究员黄春和明代宫廷造像是由明代宫廷造像机构和皇家御用工匠精心雕造的佛教造像风格，以造型完美，工艺精细，风格成熟，气质典雅华贵的特质，风靡一时，冠盖天下，不仅深受当时各地各民族佛教信众的广泛尊崇，而且成为当时及其后各地各民族佛教信众普遍青睐的佛像艺术典范，纷纷依样模仿，形成一股强劲的仿造之风。根据文献记载和现存实物，目前我们所知当时中原、西藏和云南三地都流行明代宫廷造像仿造之风，且都有实物遗存下来。此次北京保利推出的这几尊佛像就是模仿明代宫廷造像的典型作品，足可见证当时流行的宫廷造像仿造之风，同时也为我们研究这些造像的风格和工艺特征提供了重要实物标本。下面结合这些实物，我们看看中原、西藏和云南三地模仿宫廷造像的情形及其艺术特点。首先，我们看中原地区对明代宫廷造像的模仿。明代宫廷造像对中原地区佛像的影响十分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影响了中原地区流行的藏传佛教造像；再一方面影响了中原地区传统的汉传造像。明代宫廷造像对中原藏传佛教造像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当时的北京地区。明代定鼎北京后，随着藏族僧人络绎来京朝觐或定居，北京的藏传佛教寺庙随之如雨后春笋般兴建起来。据史料记载，明代北京兴建了真觉寺、护国寺、保安寺、大慈恩寺、大能仁寺等十余座喇嘛庙。这些寺庙既是传播藏传佛教的重要场所，也是传承藏传佛教造像艺术的重要所在。尽管目前这些寺庙大多数已经毁弃不存，但从少数遗存的造像我们仍可窥见当时佛教造像艺术风貌。护国寺是明代北京最有影响的一座藏传佛教寺庙，该寺遗留了三尊珍贵的木雕藏传风格上师像，就具有明代宫廷造像的鲜明特点。北京五塔寺的金刚宝座塔上雕有佛像1561尊，这些佛像的风格也明显延续了宫廷造像的遗风。北京法海寺大雄宝殿原供奉有三世佛及其胁侍菩萨、十八罗汉、大黑天等佛像，也是一堂具有鲜明宫廷风格的造像。另外，在一些文物部门，如中国文物交流协调中心、首都博物馆等单位，还保存有一些刻有具体年款的金铜造像，根据初步调查统计，有正统、景泰、成化、正德、嘉靖、万历和崇祯等几个不同时期的纪年造像，这些纪年造像在风格上都延续了明代宫廷造像的遗风。明代宫廷造像对当时中原地区汉传造像的影响更加突出，不仅影响面大，而且具有普遍性。从普遍性看，当时全国各地大到寺庙殿堂中供奉的佛像，小到一般老百姓家中供奉的小型造像都受到了宫廷造像的影响。从艺术特征上看，当时以佛和菩萨为主的中原佛像都带有十分鲜明的藏式造像特点。如佛像，其头部肉髻都变成了高高隆起的塔状形式；腰部有了明显的收分；袈裟及衣纹样式与宫廷造像一样；佛座也都是宫廷造像惯用的半月形束腰式双层莲花座；特别是躯体结构变得匀称，姿态也趋于端正，不像宋元时期中原造像富于个性特点。菩萨像的藏化也很明显，菩萨的头冠与宫廷造像一样，也是花冠和发髻冠并用，正面中央花瓣多为半月形状；胸前也是U字形的连珠式璎珞装饰，似网状覆于胸前；衣纹非常写实；全身结构与姿势也变得匀称和端正；莲花座也多为半月状束腰形式。由此可见，明代中原佛教造像的这些变化与传统风格相比已是大相径庭。因此可以说，明代宫廷造像已完全改变了中原地区传统造像面貌，而使之成为一种带有藏式造像特点的新的艺术模式。再来看西藏地区对明代宫廷造像的模仿。明代宫廷造像出自皇家造像机构，有着高贵的身份，当它们作为赏赐之物源源不断地传入西藏后，立即引起了西藏各阶层人士的极大关注和崇信。西藏15世纪著名雕塑大师白玛卡波曾对永乐宫廷造像做过非常细致的描述：「浇铸后洁净无瑕，优美锃亮，镀金技艺高超，人物丰满，袈裟衣褶优美。人物面孔略微扁平，眼睛长。双层粘连一块儿的莲花宝座上，花瓣环围着前后左右四周。无论是仰瓣莲花还是覆瓣莲花的瓣尖都略呈尖形。莲花宝座上层和底层边缘上，数排珍宝十分精确地按照相同的间隔距离一颗接一颗地串联在一起。座基牢固地粘合一起，并用遍金刚来装饰，而且涂有白色粘剂（较之于古代汉族塑像作品）。作品的完成略欠精细。遍金刚上没有镌刻任何图案或文字。它们被称之为sku—rim—ma（敬事佛像?——译者）作品，是用汉地青铜或淡颜色青铜，抑或是易于辨别的其它材料立塑而成的。」从白玛卡波的描述看，当时藏族人对明代宫廷造像是何等的熟悉! 在藏族人的关注和崇信下，一股模仿宫廷造像的风气很快在雪域高原蓬勃兴起，而开启这一风气的领军人物，并卓有成就的艺术大师是来乌群巴。札雅活佛在《西藏宗教艺术》一书中说，这种样式的佛像是由15世纪初西藏著名的雕塑家来乌群巴创造的。「来乌群巴是与宗喀巴大师（1357-1419年）同时代人。他曾经塑造了四尊佛像：两尊上乐本尊，一尊大威德金刚，一尊文殊菩萨。这四尊佛像都供奉在甘丹寺的赛顿札仓和雍巴巾札仓。该寺还供有宗喀巴的肉身塔。此外，哲蚌寺的密宗殿供奉的大威德、妙音天女像和色拉寺供奉的大威德胜魔尊胜佛母佛也是朱古来乌群巴的作品。」札雅活佛还对这种佛像做过描述：「这类经过镀金的铸像与明永乐利玛佛像极为相似，造型美观；盘起的双腿自然放松；双排的莲花环绕法座形成一个莲花团；两排莲花之间的联接处嵌入较深；花瓣脉络清晰，结构严谨。」札雅活佛的描述与现存的实物完全吻合。藏族人因此称这种样式的佛像为「来乌群巴利玛佛像」。国内外博物馆现存西藏仿宫廷造像遗存不少，我们在市场上也经常可以见到这类仿作。从大量的实物来看，这种仿制作品风格十分统一，其突出特点是与真正的宫廷造像在造型、装饰和衣纹表现手法等方面如出一辙。然尽管如此，它和宫廷造像相比还是有区别的，主要表现为：宫廷造像为内地发明的合金铜铸造，西藏仿作为西藏地区特有的红铜或合金铜铸造；宫廷造像封底采取剁口法，而来乌群巴佛像封底采取的是西藏传统的包底法；宫廷造像工艺十分精细，而来乌群巴佛像工艺略显粗糙一些。当然最为明显的是，宫廷造像莲花座上都刻有「大明永乐年施」或「大明宣德年施」刻款，而来乌群巴佛像上没有这样的刻款。再来看云南丽江对明代宫廷造像的模仿。目前我们尚未发现具体的文献记载，仅有实物为证。根据故宫博物院同仁的研究文章，西藏大昭寺藏有一尊铜镀金无量寿佛像，其整体工艺虽然不甚精细，但造型与装饰风格表现出明代宫廷造像的鲜明特点。故宫博物院同仁定其年代为17至18世纪，笔者认为其断代明显过于保守，实际定为16至17世纪比较稳妥，仍然属于明代的模仿之作。此像台座上刻有一行藏文铭文，汉译为「丽江土司造」，由此而知它是出自云南丽江的模仿宫廷作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北京保利春季拍卖会上也出现了一尊造型风格和题材完全一致的佛像，其台座上也刻有一行汉译为「丽江土司造」的藏文铭文。据说在国内外一些公私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手中也有类似风格的造像。从这些造像来看，云南丽江流行明代宫廷造像的仿造之风应是不争的事实。明代时，云南丽江流行藏传佛教，主要是藏传佛教噶举派的黑帽系和红帽系，与丽江木氏知府对藏传佛教的扶持有关。据史料记载。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噶玛噶举黑帽系第八世弥觉多杰法王受丽江土知府邀请曾亲临迪庆弘法。明万历四年（1608年），木氏土知府出资刊刻《甘珠尔》，在迪庆境内的小中甸「康萨林寺」开工，噶玛派红帽系六世却吉旺秋以所藏旧版《甘珠尔》相借，作为校刊之用。明天启元年（1621年）在康萨林寺举行的《甘珠尔》工竣开光仪式上，却吉旺秋又亲自为之开光加持。从黑帽系八世法王到丽江至明末，在云南迪庆、丽江境内先后兴建了13座规模较大的藏传佛教寺庙。藏传佛教在丽江地区的传播不仅满足了当地藏族人的信仰需求，而且还影响到当地汉族、纳西族、白族和僳僳族人的信仰，这些非藏族人对藏传佛教的信仰大大地壮大了藏传佛教的声势，同时也为藏传佛教注入了新的宗教和文化内涵，使之展现出浓郁的多民族性和地方性文化色彩。明代丽江流行宫廷造像的仿造之风应当与此历史背景密切相关。一直以来，明代宫廷造像深受佛像艺术品收藏及爱好者的青睐和追捧，在佛教艺术品市场上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此次北京保利推出的这几尊明代宫廷造像仿制作品，虽然不是纯正的明代宫廷造像，也不及明代宫廷造像精致完美，但它们反映了明代宫廷造像艺术的巨大而广泛的影响，反映了当时各地和各民族人民对于明代宫廷造像的喜好与崇尚，同时在艺术上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展现了明代宫廷造像的流风余韵，满足了各地和各民族人民对明代宫廷造像的崇尚，亦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文化和宗教价值。因此它们同样值得我们特别珍视和喜爱。首都博物馆研究员：黄春和 2017/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