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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69 佚名 元人秋猎图 手卷

元人秋猎图
拍品信息
LOT号 0769 作品名称 佚名 元人秋猎图 手卷
作者 佚名 尺寸 59×1240cm 创作年代 --
估价 咨询价 成交价 RMB 63,250,000
材质 设色绢本 形制 手卷
著录
1.乾隆皇帝委命编纂《石渠宝笈》续编著录（清内府旧藏书画总目续编·第二编）·1793年。
2.清室善后委员会刊行《故宫已佚书画目录三种 · 赏溥杰书画目录》，1926年。
3.清室善后委员会编《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1934年。
4.陈仁涛校注，《金柜丛书之二》，香港：京南书局，1956。
5.杨仁恺，《国宝沈浮录》，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
6.徐邦达编，《重订清故宫旧藏书画录》，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7年。
7.故宫博物院编，《钦定石渠宝笈续编（一）》，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年。
8.《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汇编 石渠宝笈续编（三）》，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年。
9.《旷代风华·辽宁省博物馆藏古代书画名品》，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2007年。
10.《历代书画录续编》第五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
11.《宋元明清中国古代书画选集（一）》，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2010年。
12.《清宫陈设档•道光十四年六月<御书房交来上等手卷档>》：元人秋猎图一卷。
13.《清宫陈设档•光绪二年<延春阁石渠宝笈上等次等手卷>》：元人秋猎图手卷一卷。
14.《清宫陈设档•宣统十二年四月<永字手卷帐>》：二号元人秋猎图一卷。
出版
1.《旷代风华·辽宁省博物馆藏古代书画名品》，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2007年。
2.《宋元明清中国古代书画选集（一）》，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2010年。
3.明悦主编《中国蒙古族服饰》，鄂尔多斯：内蒙古出版集团·远方出版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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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御书房鉴藏宝、石渠宝笈、石渠定鉴、宝笈重编、乾隆御览之宝、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
嘉庆：嘉庆御览之宝。
宣统：宣统御览之宝、宣统鉴赏、无逸斋精鉴玺。
展览
1.“元人秋猎图特展”，台北：寒舍艺术中心，1989年7月
2.“石渠宝笈•旷代风华—辽宁省博物馆藏中国古代书画名品展”，辽宁省博物馆与保利博物馆联合举办，2007年4月。
3.“宋元明清中国古代书画展”，保利博物馆，2010年。
4.“皇家气象—元明清宫廷遗珍展”，内蒙古博物院，2012年4月25日-5月15日。
5.“奢华艺术—金银书画展”，鄂尔多斯博物馆，2012年。
6.“成就—各具其美的中国绘画”，香港，保利香港艺术空间，2016年。

《石渠宝笈》著录《元人秋猎图》故宫博物院 聂崇正
《元人秋猎图》卷，画面无题款，钤有清内府诸玺。「乾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石渠定鉴」、「宝笈重编」、「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御书房鉴藏宝」、「嘉庆御览之宝」、「宣统鉴赏」、「无逸斋精鉴玺」。
手卷纵59 厘米，长度达1240 厘米，画面青绿设色，描绘了北方少数民族在高山密林间行军、围猎、休憩、露营的情形。
画卷以人物活动为主线，山水树石作为场景铺垫，既是人物活动展开的背景，又形成各段情节之间的自然间隔和过渡。十二米的长卷中场面宏大，情景众多，共画有七百余人，人物身份不一，有的衣饰华贵，气宇轩昂，被众人簇拥，俨然王族之相。多数是兵将勇士之属，其中甚至还有女兵的身影。
此卷布局繁密有序，山峦错落，画面是静止和片段性的，而人物活动则有一定的时间性和延续性，如何将二者结合就很考验画家的创作能力了。表现带有情节性和故事性的山水人物，中国传统绘画的惯用手段就是利用长卷的形式，画卷的展开赋予画面一种流动性，画中人物的活动随观赏者的目光而移动，时间的维度就在不知不觉中展开了。
根据情节可以将全画分为三段结构，起首第一段描绘行营大帐的情景，众人在做出猎的准备；第二段画面以少年猎鹿为中心，人物突出而醒目；第三段画面表现大规模的围猎活动，情节丰富，气氛热烈。三部分画面段落分明而衔接自然。
在清内府《石渠宝笈续编》之前，《元人秋猎图》未见有著录，画面上亦没有早于乾隆时期的收藏印鉴，此图的定名始于《石渠宝笈续编》，然而是否为“石渠定鉴”所鉴的元代画家手笔，有待商榷。以之题材和尺幅的鸿篇巨制，从传世之作的鉴审经验判断非民间之物，乃官制或宫廷奉旨之作。画中人物的衣饰发型明显是北方少数民族部众，行围射猎的场面描绘的真实形象，显示画家具有相关的认知经验和实际体验,对围猎生活非常熟悉。可以从画家的丰富而独特的围猎细节，及充满全幅的异族生活气息与场面。国内学者大多倾向性地认为创作时间大约为明末至清初。
画中展现的古兵器就有20多种，例如长枪、腰刀、弓箭、钩镰枪、钢叉、狼筅、蛇矛枪、剑、戟、金瓜锤、斧、铲、铳、鸟铳等。对比《中国古代兵器图集》中元代蒙古军中的兵器，此图中元代兵器样式并不多。其中有长柄双眼铳18只，此种兵器大约出现在明正统年间。而鸟铳出现的时间更晚，鸟铳就是火枪，中国第一批鸟铳源于明嘉靖二十七年明军缴获了倭寇的两杆鸟铳，发现此器比手铳先进多了，打得远能瞄准，于是上报朝廷，嘉靖37年(1558)下令仿造。
画中还描绘有吸烟的情景，烟草并非中国原生产物，而是原生于美洲，是随着哥伦布的航海探险才进入欧亚地区的，烟草来到中国则是在明代万历年间，经日本、朝鲜半岛进入满洲，然后有大规模的种植、贸易等活动。因此画面中的吸烟场景也不应该是元人所为。
尽管《元人秋猎图》在定名和创作时间上尚存一些不解之处，但是此图在清内府的收藏以及之后的流传轨迹还是非常清晰的。《石渠宝笈》是著录清宫内府收藏书画近万件，《续编》成书于乾隆五十九年。在《石渠宝笈续编•御书房藏列朝名人书画》中著录：
「元人秋猎图 一卷【本幅】绢本纵一尺九寸，横三丈八尺五寸，设色画秋原行猎，人骑诸景，无名款。【鉴藏宝玺】八玺全」。
由此得知《元人秋猎图》卷在清乾隆年间是收藏在清宫御书房的，画面上也钤盖了殿座章「御书房鉴藏宝」。
之后有关此图的记录在清宫陈设文件中又有出现：
道光十四年（1834）六月《御书房交来上等手卷檔》：元人秋猎图一卷光绪二年（1876）《延春阁石渠宝笈上等次等手卷》：元人秋猎图手卷一卷宣统十二年（1920）四月《永字手卷账》：二号元人秋猎图一卷陈设文件的记录表明此图在宫中的收藏地点有过几次迁移，从御书房到延春阁都是清内府集中收藏书画珍品的地方。而宣统时期的「永字号账」分手卷、挂轴、册页等，所录皆是书画精品，但并不与收藏地点相关。
众所周知，末代皇帝溥仪在离开紫禁城之前曾盗运大量书画珍玩出宫，「永字号账」极有可能是溥仪在为盗运书画而作的准备。溥仪在自传《我的前半生》里详细描述过自己的这段经历。书画拣选之后，溥仪以赏赐其弟溥杰为名，陆续挟带出宫。之后点收清宫遗存时发现了「赏溥杰单」，记录以日期为序，从宣统十四年（1922）七月至十二月间，几乎日日不断，大量古籍图书和书画珍品就此被偷运出紫禁城。《元人秋猎图》卷就记录在「赏溥杰书画目」十一月二十五日这一天，公历应该是1923年1月11日。同日一起被带出宫的还有大名鼎鼎的《王希孟千里江山图》、《梁师闵芦汀密雪图》等共32件，皆为手卷。
溥仪被赶出紫禁城后，带着之前偷运出来的珍宝几经辗转，最后落脚在东北伪皇宫，《元人秋猎图》卷也在其中。之后伪满洲国覆灭，伪皇宫的珍宝流散民间。根据杨仁恺《国宝沉浮录》中记载《元人秋猎图》一度收藏在原东北保安总司令郑洞国的夫人手中，后转归香港收藏家陈仁涛所有。
作者介绍：聂崇正，1938 年生于上海。1965 年起供职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曾在中央美术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班、北京大学兼课。为中国博物馆学会、清代扬州画派研究会、古版画研究会会员。长期从事中国古代绘画史研究及陈列工作。现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博物馆学会会员、清代扬州画派研究会会员、古版画研究会会员、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现已证实的烟草传入中国至少通过三条线路。
南路，经南洋或越南传入广东；中路，经菲律宾传入福建、广东；北路，经朝鲜传入中国东北。东部蒙古各部也是烟草从内地传入后金的一个中间媒体。
据《满文老档》、《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汉译满文旧档》 以及 《清太宗实录稿本》记载，明末，蒙古族并无烟草种植，但却较普遍存在着吸烟之习。
山中巡狩 皇家气象
《元人秋猎图》展现的北方宫廷文化沈阳故宫博物院 李理
《元人秋猎图》是清宫散佚绘画中的重要藏品之一，它在清乾隆年间收贮于北京紫禁城内，经高宗弘历品读鉴赏，正式编录于《石渠宝笈续编》，记载为元人作品，其后历经嘉庆、宣统朝鉴藏，直到清末一直保存于宫内，可谓传承有序，弥足珍贵。
那么，这幅《元人秋猎图》究竟是一幅怎样的作品呢？一、再现北方宫廷生活的《元人秋猎图》《元人秋猎图》卷纵59厘米，横1240厘米，绢本设色。手卷保存完好，品相较佳。
画卷以传统山水、人物画技法，描绘了北方少数民族皇室成员于山中秋猎的大幅场景。全卷无论是山水、人物、走兽、飞禽乃至服饰、器用、鞍马，均刻画得形象细致，具有一定的宫廷纪实绘画特征。在构图、用笔方面，《元人秋猎图》带有浓厚的北派画法风格，着色使用大青绿技法，因而场面宏大，色彩丰富，多维展现了北方宫廷文化生活。
展开《元人秋猎图》，我们马上会被画卷中的众多人物、动物、飞禽以及纵横交错的山峦、树木、平川、溪流所吸引。整幅手卷在结构上大气恢宏，在视角上多维展示，在用笔上精致细腻，在色彩上青绿浓艳，使人感受到作品的非同凡响，不愧为古代传世绘画的一件精品。
《元人秋猎图》卷首部分，于高山峻岭、长松杂树之间，描绘了几组驱赶马匹的牧者；而后是几座蒙古包式账房，账房周围散布着运送辎重、整理装备、放牧牛羊的官兵、役者；再前面的一处平坦广场，由布幔和方形账房搭建起一座野外大营，营地中央建有宽大的凉棚，棚后树稍间露出数座高大的御幄；在凉棚之下，铺着色泽鲜艳的地毯，有数人在凉棚内和连帐旁边休息、娱乐、饮食、吸烟；向前出离大营，循山路是一队满载装备的骆驼；转过山岗，描绘了一大群男女人物，有身着绿袍、缁衣的宫中女官，她们骑在马上，腰带弓箭和仪刀，保护数辆车辇缓缓前行；在女官外围左右两侧，两两排列着手执长枪的侍卫马队，连战马的身上也披戴着黑色铠甲；宫廷女眷之前，由五六十个骑马侍卫组成亲随禁卫军，他们腰配弓箭、仪刀，有的架着猎鹰，有的赶着猎犬，跟随在一位手执马鞭、身着红袍、纵骑驰骋的首领马后，从众侍卫高擎的伞盖、旗纛以及众人华丽的着装来看，这位众星捧月的首领，即应是本幅画卷的主人公，即当朝皇帝（少数民族多称为汗王）；出行大队沿山路继续前行，转过山林是一群手执仪仗的宫中仪卫，他们两两相对，仪仗鲜明，大大增加了皇家威严与气派；在仪仗卫队之前，描绘了一组御前开路的羽林军，他们穿着缁衣棉甲，手执仪仗和令旗，簇拥着四位身着铠甲的大将，每个人威风凛凛；再前部的画卷，于山山水水间分别绘画了多组官兵、武士集体狩猎的场面，有射雕、射雁的，有猎狐、刺狼的，有射兔、杀豹的，有追狍、逐鹿的，最为精彩的还有数十人各执器械，环洞围捕一黄一白两只老虎。
从右向左展看完《元人秋猎图》手卷，可能有许多读画者仍然理不出头绪：这幅作品在山间描绘了如此多的人物，再现了如此复杂、又互不相干的场景、它到底画的什么内容呢？
想解开这一谜题，让我们换一种欣赏的角度，将传统的手卷形式从里向外展看一遍，即由左向右连起画面内容，整幅作品所叙述的故事就会变得十分清晰，而画作的主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本卷绘画描绘了在秋高气爽的季节，一位来自北方宫廷的皇帝（汗王），率领着大小皇子、公主、诸多妃嫔以及大将、武士、侍卫、官兵、宫人、仆役等各色人等，前往深山行围打猎的场景。手卷真实的场景顺序应该为：画卷前部，由一队队、一组组官兵、武士形成集体行围、狩猎的画面，他们猎捕众多虎、豹、狼、兔、狍、鹿、鸟、禽以待献上；狩猎场景之后，由几位大将统率羽林军、仪仗队列先后组成御前先导阵营；画卷中部，是皇帝（汗王）为首的中央御营，包括皇太子、皇幼子、后妃、公主和大批佩带弓矢、仪刀的御前侍卫、亲随侍卫、宫人女官，他们骑马而行，各有位置，另有一些乘舆、骆驼相继从进；在御营后面，则是刚刚休憩使用的驻跸大营，御幄、营账尚未拆除，还有几位侍者在困顿小憩；画卷最后部分，为运输各种辎重、提供马匹和牛羊的侍从官兵以及各类仆役。
可见，《元人秋猎图》是以完整有序的构思、精细入微的纪实性笔法，再现了北方少数民族宫廷生活这一文化主题，是由皇室成员、宫廷禁卫部队、护卫官兵、仆役所组成的围猎、出行、扈从和警跸、扎营、运输过程的全景图。
二、画卷创作时间——元画、明画、清画？《元人秋猎图》以较为写实的笔法，描绘了数百位身着少数民族服装的各色人物，他们于深山之中弯弓逐猎、乘马出行、安营设帐，其所戴用的冠帽，穿着的袍服，以及使用的鞍马、蒙古包营账、弓箭、骆驼等等，均反映出北方游猎民族的宫廷文化气息。
但本幅绘画所描述的对象究竟是不是元人？如果不是元人，它所反映的又是哪一朝的事件和人物呢？此外，对于该件手卷究竟创作于哪一朝，专家学者和收藏界也一直存在着较大争议。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迄今为止，对该画的断代主要有元人画、明人画、清人画等三种观点。
认为画卷是元画最主要的依据，应归于清乾隆朝定语，即内府所编印《石渠宝笈续编》。
在该书「御书房二」中明确写明：「元人秋猎图一卷。本幅：绢本，纵一尺九寸，横三丈八尺五寸，设色。
画秋原行猎，人骑诸景，无名款。鉴藏宝玺：八玺全。」
[《石渠宝笈》续编•御书房二，《故宫博物院藏清内府抄本合编石渠宝笈》第7册，第3222页，2014年故宫出版社、江西美术出版社。]除宫中典籍记录外，画卷包首题签也写有同样文字，即「元人秋猎图」。
这种由清朝著录演变出来的结论，即成为该卷最早为元画（或明人画元人）的依据，后世沿袭此观点者，甚至将画中描绘的皇帝（汗王）推定为元世祖忽必烈或元文宗孛儿只斤图帖睦尔。
但如果仔细推敲起来，乾隆朝的著录和手卷题签仍有不确定性，即它仅仅是说「元人秋猎」，而并非是说「元人所画」。因此它既可能是明人所画「元人秋猎」，也有可能是清人所画「元人秋猎」。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现珍藏着一幅元朝画家刘贯道创作的《元世祖出猎图》轴。
该画描绘了元世祖忽必烈在后妃、侍卫、武士陪伴下，于旷野狩猎的场景。画中的忽必烈身着红袍、外罩白裘，安然端坐于马上，在其周围有弯弓仰射者、有驾鹰纵犬者、有偕豹随侍者，而这些人物形象在《元人秋猎图》画卷中有十分相似的再现。
在《元人秋猎图》手卷前部，仔细刻画了一组驻足射猎的宫廷贵族，所绘七人的动作、姿态均与《元世祖出猎图》相同，只是个别人物形象有所改绘。因此，《元人秋猎图》如果不是元人所作，那就应该是之后宫廷画家参考仿临元代刘贯道的原画。
其实若从本幅绘画的总体气息看，它并非是一件元人作品，而应为明人所绘。比如画中用笔、着色，山石、树木的面貌，人物髪式、服装、器用特征，以及画卷采用的宫绢材料等等，都应晚于元朝。
目前，认为《元人秋猎图》是明人所画的观点，已得到大多数专家学者和收藏界、鉴赏界的共识。
著名鉴定家杨仁恺先生在其《国宝沉浮录》中著录该画卷为：「元人《秋猎图》，《石渠宝笈》重编著录。明早期作品。原在郑洞国夫人处，后转归香港陈仁涛手。」[ 杨仁凯《国宝沉浮录》，第348页，辽海出版社，1999年。]
故宫博物院杨新先生曾经专门撰文，提出此画或者是创作于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时期，或者是在元武宗海山时期，但图中画有两处吸烟者，而烟草大致在明万历时期才传入中国，因此作品可能是「明人所画」。
此外，鉴定大师故宫博物院的徐邦达先生在台湾见到此画时，认为该画创作时期不应晚于清，甚至认为「画中有明朝画家仇英的影子」。
从传世至今的明宫绘画来看，画院画家有创作宫廷纪实绘画的传统，如明商喜创作有《宣宗行乐图》横幅、明佚名画家创作有《宪宗元宵行乐图》卷等（两幅作品均收藏于故宫博物院），这些绘画对明朝皇帝乘骑出行、野外狩猎和宫中娱乐等活动均有纪实性表现。但是，明人为何要以如此精细的绘画描绘北方少数民族宫廷生活，则是一件令人费解的事情。
至于 认为《元人秋猎图》是清人所画一说，也存在着一定的可能性。
展开《元人秋猎图》手卷，扑面而来的是丰富的清人气息，诸如画中众多人物的冠帽、服装、髪式，男女吸烟习俗甚至侍卫官兵前导扈从、行围骑射、安营设帐、运输放牧等方式，均与清朝宫廷有许多相像之处。如果抛开其他已知的相关因素，仅仅从画卷描绘内容来看，满眼的「红缨帽」（清朝规定官制冠帽均以红缨穗覆顶，而元朝皇帝、大臣、侍卫冠帽多为白顶、红里），不仅体现着满洲风俗，也是元、明两朝宫廷制度中根本没有的。
因此，《元人秋猎图》亦可能是清早期宫廷画家按本朝形象所创作的作品，至乾隆朝鉴藏时或有意、或无意将其确定为「元人秋猎图」，其目的乃是在于「宣扬本朝」。
无论《元人秋猎图》卷是元画、明画还是清画，至少到乾隆时期，该件手卷已明确由清宫著录，并在画作前后加盖了「乾隆八玺」以及嘉庆、宣统两朝内府鉴藏印，这一点已充分标志着此件藏品的重要性与珍贵性。更何况这幅画卷本身还具有较高的艺术欣赏价值，再现了北方少数民族宫廷生活的宏大场景，这些，是其他古代传世绘画所无法替代的。
作者介绍：李理，1963 年出生。现任沈阳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保管部主任，研究馆员。主要从事清史、文物方面的研究。主持编撰《沈阳故宫博物院院藏文物精粹》之绘画卷、珐琅卷、瓷器卷、书法卷等系列丛书。
驯豹师马背上搭囊带，毛色浓黄间杂黑斑的金钱豹蹲坐鞍后，口套皮索嚼子，头小而圆，四肢修长。当逼近猎物时，豹师放出蹲坐在马背上的玄豹，金钱豹飞速跃出捕杀猎物后又跳回坐垫之上。
中央政府通过接受朝贡、高价购买、遣使访求等方式来获取猎豹，豹猎反映了权贵阶级及皇权的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