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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信息

LOT号	1624	作品名称	清雍正/乾隆金铸开光式折枝花卉纹盖壶
作者	--	尺寸	高12.5cm	创作年代	清雍正/乾隆
估价	6,000,000-8,000,000	成交价	RMB 9,775,000
材质		形制
壶注刻「八五岁黄金重六两六钱四分」铭此器之造型或取自唐宋时期煎茶之器急须。急须，短流而一侧有横直柄，唐代常在南方使用，长沙窑多有制作，宋代亦多见于东南地区。北宋黄裳《龙凤茶寄照觉禅师》中云，“寄向仙庐引飞瀑，一簇蝇声急须腹”，其后注“急须，东南之茶器”。急须后传至日本。明清之际，此造型极为稀见。以黄金制成，更是罕有。明朝见有金银质壶，明代梁庄王墓出土一金质执壶，见《东方陶瓷学会会刊》，卷70，2005-2006年，页8，图6（示图一）；尤摩弗帕勒斯旧藏一梨形嵌宝石壶，现藏于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收录于《明朝改变中国的五十年》，大英博物馆，伦敦，2014年，图版编号65。清代御用金器涉及典章、祭祀、冠服、生活、陈设、佛事等用途，其中以满足礼制、礼佛需要为大宗：清宫及户部、工部制作了大量的礼仪用器，卤簿仪仗、中和韶乐、帝后饮食用具、册封册宝，皆需金器制作；佛像及礼佛用器亦有以黄金制成，包括金满达、五供、莲花座、团城、佛塔等。生母崇庆皇太后去世后，乾隆帝曾耗金3000余两为其制作金塔。金器的重量和成色是衡量其加之的重要标准之一。按成色可分为足金、就成金、八五金、六成金等。首饰类金器多为足金、九成金或金累丝，便于穿带；重器则多用八五金以下制作，得以较为坚固。本器属后一类，且属于用料较为考究者。以黄金等贵重金属所打造之食物容器是财富的象征，据说还能察验食物中的毒性。究此壶之用途，似尚待考证。此壶造型上承唐宋之急须，或亦为茶具。于1856年战争期间，任英军陆军部队司令的詹姆斯•霍普•格兰特爵士则在日记中写道，“珍宝委员会拿到了一个极美丽的执壶，那是中国的帝王们用来倒出玫瑰露水，用以洗涤他们柔嫩的双手。委员会把那执壶用很俊丽的包装呈送给我”。如今，我们似已无法知晓格兰特爵士提到的“执壶”到底是何种形制，但无论用途为何，此类壶造型小巧，观其容量较难用于典礼等场合，当为帝王本人使用，级别极高。清宫旧藏一较大梨形金壶，见《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宫廷珍宝》，香港，2004年，图版212，及两件葫芦形壶，见图版210、211，亦可资参考。西藏博物馆藏形制有别的金质盖壶，见《雪域藏珍——西藏文物精华》，上海博物馆，2001年，编号101、108。卡尔•坎普旧藏一乾隆款金器，见《卡尔•坎普藏中国金银器》，1999年，图版74，后在苏富比香港2008年4月11日上拍，编号2305，成交价3616万港币。此壶开光内所用装饰手法，沿袭自唐朝对金银器的加工技术。花叶蔓卷之风格则展现出西方洛可可风的影响，或为传教士与中国艺匠共同完成之杰作。相似装饰手法见西藏博物馆藏一金索拉，见前述《雪域藏珍——西藏文物精华》编号103。明代已见金器配木把者，罐把形制与本器相仿，见《中国金银玻璃珐琅器全集3 金银器3》，2004年，图版249。其底刻“大明万历年御用监造八成五色金重二十二两三钱”，所刻内容亦与本器有相类处。但二者形制有别，当有不同用途。与此壶制式相类者，另见台北国立博物院藏铜胎画珐琅彩黑檀手把执壶（见《明清珐琅展览图录》，1999年，台北，图版100）。台北故宫所藏为雍正时期御制，底书雍正款，二者同样以金属器身配木质把手，富于实用性，富丽华贵，端雅肃穆。由上述相类器推知，此件器形优美的黄金盖壶或与藏传佛教、西藏地区有着紧密的联系。西藏贵族视黄金为最吉祥之物，他们热衷展示其财富，并拥有众多纯金打造的器皿及宗教仪式用品。清宫也曾赏赐达赖喇嘛四成金镀金满达、执壶、茶桶等器。清代统治者信奉藏传佛教，在北京、承德等地修建许多喇嘛庙，清宫内亦修建多处佛堂，并为此制作了不少佛像及宗教用器。相比宫外喇嘛庙所用多以铜制成，宫内佛堂极为华丽，供奉诸佛以金银制作者甚多。乾隆皇帝是藏传佛教的虔诚信徒，并将其作为与藏地交好的重要途径。此器或特为紫禁城中藏传佛教寺庙而制，木质把手与清宫旧藏雍正铜器相仿，黄金光艳华丽，又颇为符合乾隆之审美趣味，当制于雍乾时期。由于黄金极其珍贵，有时宫中为了铸造新器，常需熔化旧有金瓶、金盆、金伞等。此壶得以传世至今，甚为难得。玳筵內，金壺玉漿；月台上，絲竹鏗鏘。 ——《清史稿》《又定賜進士筵宴樂章》参阅： 2015年5月13日上拍一例，编号132 《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宫廷珍宝》，香港，2004年，图版212 备注香港苏富比，2007年10月9日，Lot1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