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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  者: 齐白石  
  • 尺  寸:136×35cm
  • 创作年代:1929年作
  • 估  价: 10000000-15000000
  • 成 交 价: RMB 22,425,000
题识:万竹参差屋数间,门前池鸭与人闲,一春荷锸行挑笋,犹见层层屋后山。己巳秋七月,为云松先生制,齐璜居旧京时也。
钤印:阿芝、老白
鉴藏印:汪云松印
展览:“中国近现代书画十二大名家精品展(三)”,保利艺术博物馆,2011年10月。
说明:此幅作品齐白石作于1929年并赠与文人汪云松先生。汪云松,字德熏,笔名五四难民,祖籍湖北,随父定居巴县。出生于重庆世家,为晚清的秀才,廪生。清末曾在外地做官,任过知县、知府及吉林省官银号总办、电灯总局总办等职。辛亥革命后返渝,随父经商,曾任浚川银行经理、大中银行总经理、重庆总商会副会长、会长,重庆参事会主席等职。他成功地在重庆从事商业、实业、公益活动,具有很大的影响与号召力。1919年,与温友松等筹组留法勤工俭学重庆分会,被推选为会长。又与温少鹤等集资开设重庆留法预备学校,任董事长兼校长;11月曾出面联系、帮助巴县、江津、长寿、涪陵等县学子聂荣臻、陈毅等35人赴法勤工俭学。1920年,总商会资助重庆留法预备学校首批毕业生邓希贤(即邓小平)、周贡植、冉钧等83人离渝赴法勤工俭学。后又与李奎安等倡议筹建重庆大学,并与商界同仁创办重庆孤儿院、重庆平民教养工厂等。在20世纪上半叶,对重庆建设和全国有突出贡献的传奇人物。汪云松除专注教育与实业外,在古玩字画、文史研究方面是造诣极深的,热衷于收藏中国的传统文物,他曾在1950年元月,他把自己收藏多年极为心爱的一对清乾隆年间的古瓷瓶,托人送到北京,给毛主席作祝寿之礼。
周恩来总理曾称赞地说:“汪老(汪云松)真了不起嘛,为我们国家培养了两个副总理(指邓小平和聂荣臻)
来源:作品得自野副昌德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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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据藏家口述所作
日寇铁蹄下的国宝
野副昌德曾是日本侵华时的关东军将领,“握有指挥全伪满军警大权”。1939至1941年,任关东军守备队司令官陆军少将的野副昌德,在吉林指挥对通化,吉林、间岛三地的“野副大讨伐”并任“讨伐”队司令官。在这次长达一年多的侵华活动中,导致我爱国将领杨靖宇将军殉国。2000年6月20日,吉林铁路广厦建筑工程公司施工队在位于吉林市延安路民悦胡同的铁路新建北区7号楼工地施工时,发现日军“野副讨伐队司令部”侵华所立的石碑就是日军侵华的证据。
日本侵华期间,在掠夺中国珍贵文物上,日本帝国主义可谓丧心病狂,著名的“唐寅的名作《金山胜迹图》”失踪事件,便是一场发生在日伪之间的丑恶争夺。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也对我国开始了有计划、长时期、大规模的文化侵略。日军所到之处,上至国家级的博物馆、图书馆,下至私人藏室,均无一例外遭到野蛮洗劫与破坏。南京陷落后,残暴的日军在展开疯狂大屠杀的同时,也对保存于城内各公私机构内的文物大肆洗劫与破坏。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白石先生忧于时局,心绪恶劣,遂闭门家居,断绝与外界一切联系。他曾经在家门口贴过这么一段告白:“画不卖与官家,窃恐不祥。告白:中外官长,要买白石之画者,用代表人可矣,不必亲驾到门。从来官不入民家,官入民家,主人不利。谨此告知,恕不接见。庚辰正月。八十老人白石拜白。”这段告白,是专门贴给那些前来向他索画的日寇和汉奸的大小头目们看的,时为1940年。到1943年,他干脆贴出了“停止卖画”的告白,彻底破解了敌伪设下的种种圈套,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宁可挨冻受饿,决不甘心去取媚”。
在此种情境下,齐白石作品成为日本侵略者乐于掠夺的对象,所到之处更是对此大肆搜寻,此件作品便是日本侵华期间被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掠走,在外飘荡半个多世纪,最终被保利拍卖促成回流祖国,该国宝才得意再次现身滋养它的热土。
此幅作品远景山石运用了中国传统技法中的“卷云皴”,也称云头皴,从它的称谓里可知像云一样绵软,一样轻盈,一样舒展自如,一样变幻于飘忽之中,闻其名,已有盎然的诗意了。笔法明断而强劲,再以浓墨点苔,山体结构虽简单,却表现出了坚硬质感。画中山水,与白石老人早年六出六归,远游各地,探访名作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依稀看以看到石涛的影子。
邓小平与汪云松的师生情
邓小平作为享誉世界的一代伟人,是从重庆起步走上革命道路的。这与重庆的名人汪云松有着极大关系。
在毛毛所著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和大型文献纪录片《邓小平》中,都用尊师敬贤的眼光,满怀敬意地介绍了邓小平的老师汪云松,并对汪云松作了高度的评价。
汪云松,字德熏,1873年出生于一个商人家庭。幼年时的汪云松,其父特聘家庭教师,教他读诗词、学古文。青年时他考取了贡生,人北京国子监深造。学成后,他当过清朝的知县、知府、道台,戴过四品官花翎。辛亥革命后,他回到重庆,随父经商,曾任浚川银行经理、大中银行总经理、重庆总商会会长、重庆参事会主席。受维新思潮、爱国思潮的影响,他立志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尤其注重教育事业,着力潜心培养新学人才。在上世纪初叶,汪云松是四川颇有声望的商界元宿、社会名流。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汪云松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同年6月,他目睹了吴玉章开办的成都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第一批留学生取道重庆乘船东下、受山城人士夹道欢送的盛况,深受感染,极大震动。他旋即着手筹组留法勤工俭学会重庆分会,并出任会长。随后,汪云松四处奔走,八方联络,筹集经费,在市中心夫子祠创办了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并出任董事长、校长之职。
汪云松开办的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开始招生的消息很快传遍重庆城,使一位来自四川省广安县的邓绍昌萌生了送子到法国求学深造的念头,并匆忙赶回家乡。时在广安县立中学读书的邓希贤(邓小平),在暑期结束后,随父亲登上了一艘开往重庆的货船。令邓希贤(邓小平)未曾想到的是:他这次离开家门,竟然一生再也没有回过广安这片生他养他的故土。
1919年9月中旬,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正式开学,首批招收学生共110名。多为初中生,也有高中生,还有具有同等文化程度的锐进青年。因经营所囿,校方计划招公费生60名,其余皆为自费生。首批学生学制为一年。1920年7月4日,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首批学生结束了一年的预备学习,在重庆总商会举行了毕业典礼。经过法国驻重庆领事馆的口试以及体检,共有84名学生获准赴法。在首批结业合格、获准赴法的84名留学生中,就有年仅16岁的自费学生邓希贤(邓小平)。汪云松见邓希贤(邓小平)年龄最小,聪明过人,刻苦认真,学习上进,大有前途,便以校方名义补助1伪银元,私人名义另赠送300银元,以助邓希贤(邓小平)赴法学习。临分手时,汪校长与邓希贤(邓小平)等84名学生一一握手致意,满怀喜悦地期待这批弟子学成归来。
在此之前的1919年盛夏,聂荣臻等35位同学,也是从江津赶到重庆,通过汪云松校长的鼎力相助,方才得以启程赴法的。这一行35人,是汪云松护送出国的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重庆青年。
关于这一段历史,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这样写道:“从筹组分会,建立学校,募集资金,办理签证,直到最后送走毕业生,汪云松先生都是亲力亲为,极尽热心。他的这一份热忱大概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学生几十年后都没有忘记他。”
1949年11月30日,刘邓大军挥师南下,解放了山城重庆。后来,邓小平热情接待汪云松,嘘寒问暖,关怀备至。事后,汪云松对杨钟岫颇有感触地说:“这个邓小平,原名叫邓希贤,他当学生时我最喜欢他两点:一是稳而灵活,干啥子事都有自己的主见。二是爱国有正义感。当时我就觉得希贤这娃娃,将来一定有出息。”汪云松还逢人便说:“小平真不错呀。我现在才真正晓得,共产党也不忘故旧。谁说共产党不念故旧,我看小平就是最切情理的人!”
经过“师生重逢”这件事情之后,汪云松对新中国的前景充满信心。1950年元月,在邓小平的关心、提名下,汪云松被推荐为重庆市第一届人代会特邀代表,并担任了西南军政委员会监察委员。不久。汪云松应邀列席全国政协会议。在北京怀仁堂宴会上,当邓小平把汪云松介绍给毛主席时,毛主席微笑着说道:“汪老对重庆是有贡献的!”宴会之后,陈毅副总理用自己的专车送汪云松回招待所。
1952年,重庆准备筹组文史研究馆,此时,邓小平想到了汪云松。在邓小平的推荐下,汪云松被人民政府安排到西南文史馆作首任馆长。1957年2月16日,访问亚洲6国之后来到重庆的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在重庆工商联会见了重庆工商界人士。当介绍到汪云松时,周总理极为称赞地说:“汪老真了不起嘛,为我们国家培养了两个副总理(指邓小平和聂荣臻)!”
邓小平对汪云松一直是怀有深厚感情的。1952年夏,邓小平带着全家离开了重庆,到中央去工作。尽管师生之间存在千山万水的地域之隔,他仍然时时关心着汪云松。1957年冬,汪云松患病住进了医院。邓小平特地打电话,请老师到北京去治疗。汪云松知道邓小平治国事忙,没有应允。1958年2月8日,汪云松因患胃癌与世长辞。在市统战部举行的追悼会上,邓小平的胞弟、时任重庆市副市长的邓垦,沉痛地致悼词。邓小平还专程从北京打来电话,对享年84岁而仙逝的尊敬的老师汪云松致哀痛悼。汪云松逝世后,邓小平一如既往地牵挂着老师的家人。90年代期间,当汪老的后人住房存在困难时,也是在邓小平的关照下,才得到解决。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中这样写道:“四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倡导人公推吴玉章先生,而重庆留法勤工俭学的功臣,当属重庆总商会会长汪云松先生。”
据留下的史料记载:从1919年至1923年期间,重庆总商会组织社会各界共资助旅欧留法学生25750元,输送留法学生158人。很多留学生在法国,通过学习和斗争实践,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坚定了信仰,确立了世界观,并踏上了革命的路程,其中一大批人成为新时代的开拓者和追求真理、振兴中华的革命者。如邓小平、聂荣臻等成长为革命领袖人物,成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创立自的人民军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卓越领导人。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中共党史上的件大事。重庆作为留法勤工俭学人员重要输出地区,不但为马克思主义在重庆地区的传播和中共重庆地方组织的建立培养了优秀的领导人才,也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卓越的领导人和坚强的革命战士。它还标志着重庆五四新文化运动发展到个新阶段,以此为转折点,爱国青年开始把探索民主与科学的真理付诸于改造社会、振兴中华的伟大实践中。
历经沧桑,往事如烟。然而,邓小平与汪云松历时几十年的忘年之交,师生情谊,是令人称道的。一代伟人与一代旧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之间的深厚情缘,已被传为尊老敬贤、尊师重道的佳话。
中景处房屋的瓦顶也以细勾重染,竹竿用细笔描绘,以“个字法”画竹叶,然后以花青加染,呈现出竹林的青翠色调和层次感,让人可以感受到其六出六归,远游各地,后归乡享受在借山馆创作时闲淡的心境。
近景处坡岸、沙洲和鸬鹚则以淡墨没骨法画出,可以看到其晚年常驻京城,而不经意间流露出的淡淡的思乡之情。整幅《竹映竹屋》“工中带写,写中兼工”,用粗笔取其势,细笔得其神,造型生动,设色简洁。画中的意境“动静结合,动中有静,静中有动”与诗题也紧密契合:“万竹参差屋数间,门前池鸭与人闲,一春荷锸行挑笋,犹见层层屋后山。”足以让观者感受到齐白石的那份淡雅情致,以及从那份恬淡中生发出的悠悠怀乡之情。
关于此画的题材,白石曾经反复画过多幅,虽然构图多数相似,不过画法常常有所不同,比如此幅与白石画于1922年的《万竹山居图》相比,前者的山峦趋向于写实,此幅则具有一定的抽象性,显示出画家已经不为具体的山水造型、结构和质感所束缚,塑造形象更加自由,笔墨的表现性更强。在其作于1930年的一幅《万竹山居图》中,白石题曰:“此幅上画之山,偶用秃笔作点,酷似马蹄迹,余耻之。后以浓墨改为大米点。觉下半幅清秀,上半幅重浊,又恶之,遂扯断。留此画竹法教我儿孙。庚午白石并记。”又题道:“万竹林中屋数间,门前池鸭与人闲。一春荷锸行挑笋,犹见层层屋后山。此幅上半幅之山已扯弃,用同纸以邻国胶粘连之,补画二山,仍书原题二十八字。借山吟馆主者又记,时居旧京城又西。”可见白石经常在这个熟悉的题材上进行各种实验,以将形象造型和笔墨融为一体,将具象与抽象结合起来,以独具个性化特征的笔墨语言在相同的山水形象上诠释出新的特质。
而白石之所以如此锺爱这个题材,乃是出于对故园的思念。齐白石远离家乡,寄居北京,但家乡的亲人,故园中的风景,悠闲惬意的乡村生活皆牵动着他的心,“何时插翅随飞雁,草木无疑返故乡”,他画这宁静的山居景色,乃寄托着深厚的怀乡之情,以及对一去不复返的乡村生活的回忆和向往。白石将这种感情转化和寄托到山水中,使山水充满温情。郎绍君先生认为,白石老人的《万竹山居图》符合古人评价好的山水画“可望、可游、可居”的要求,其中,“可居”更突出,这可居处,“必是朴素的、有亲切生活气息的乡间人家,而不是逍遥超世的隐居之地。”“《万竹山居图》的最大特色,是诗意地表现了纯真的乡村情怀。”此幅作品亦如是。
余喜种竹,不喜画竹。因其平直,画之与世之画家自相雷同。平生除画山水点景小竹外,或画观世音菩萨紫竹林……似不与寻常画家胸中同一穿插也。
——齐白石《题画竹》
说明:荣宝斋旧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