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观看地址：https://v.qq.com/x/page/c0689ea515s.html 妙品善缘，壶中日月：青花“福禄万代”纹亚历山大瓶内涵简析李宝平5141元青花缠枝「福禄万代」大葫芦瓶(亚历山大瓶)H47cmRMB: 35,000,000－55,000,000竞投本件拍品，请与本公司有关业务人员联系提前办理特殊竞投号牌。备注1. 威廉·亚历山大William Cleverly Alexander (1840-1916)旧藏 ;2.Woolley & Wallis，2005年7月15日，编号163. 北美十面灵璧山居旧藏，编号WZ321 ;出版1.《The Gourd of Long-lasting Happiness and Prosperity-A New Departure for Porcelain》，康蕊君，Orientations，3月，2005年2.《Twelve Years - Twelve Treasures》，Woolley and Wallis, 2017, 图版1图1 青花葫芦瓶，绘葫芦、蝙蝠纹寓意「福禄万代」乾隆，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高59厘米——本件青花葫芦瓶形体硕大，通体绘九个葫芦，虅蔓连绵，寓意祥瑞。其青花发色雅致清新，画意生动，逸趣横生，似为葫芦瓶上装饰葫芦纹的最早例证，为海内外孤品，和多件元青花名品关联密切,可视为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乾隆青花葫芦大瓶的祖型（图1）。早在1876年，该瓶由世界著名收藏家威廉·亚历山大（1840-1916）在英国慧眼购藏，此后近150年明珠潜藏不为人知，直到十多年前才在其后人家被重新认识，以创纪录高价拍卖，一鸣惊人。葫芦在中国古代常被视为微型宇宙，有“一壶天地”“壶中日月”之说（壶与葫芦同义），李白有诗曰：“壶中别有日月天”。而这件葫芦瓶，确实蕴藏着举世赞叹的中国古代文明和科技成就，以及审美人文、丝路交流等无尽内涵。——葫芦无疑可列入中华文明最常见的吉祥形象，有其多方面原因。葫芦多子，一棵葫芦可长出近百小葫芦，有“葫芦百子”之称，象征后代繁衍。兼因瓜瓞虅蔓相缠，“蔓带”谐音万代，有瓜瓞绵绵，子孙万代之意。葫芦谐音福禄，其外形似吉字，葫芦瓶又有“大吉瓶”之称。道家认为葫芦内另有天地，是神仙洞府之所在，把理想的仙境称为“壶天”，常以葫芦象征炼就内外丹药的鼎炉，并视其为储存丹药的理想器皿，葫芦自然成为道家法器。——从宫廷到民间，葫芦被视为求吉护身、辟邪祛祟的法宝。就以陶瓷而言，从新石器时代到清代至今，遍布中国各地的名窑，多有制作陶瓷葫芦瓶。然而在这大量的陶瓷葫芦瓶中，本件瓷器却是独一无二，但又和几件元青花名品紧密相关。景德镇制作的元青花，是世界上最早的成熟青花瓷，也属中国陶瓷史中最为迷人的一类，反映了汉（如瓷绘元曲故事等）、伊斯兰、蒙元、藏传佛教等多方面的历史文化内涵和交流。但元青花中葫芦纹饰甚为少见，而象本件器物，将葫芦造型和装饰合于一体，是中国陶瓷史中的首创，同时期仅知此一件完整者。——元青花制作似不多，但在国内外陆地和沉船遗址时有发现，覆盖的地域极为广袤，见证了陆地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壮丽繁荣。还引人注目的是南京等地明代贵族墓中也有相关发现，包括朱元璋养子黔宁王沐英、东瓯王汤和、东胜侯汪兴祖等明代开国功臣墓。此外国内外一些著名博物馆也有收藏，尤以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比皇宫，及伊朗的阿德比尔神庙收藏最为著名，和古代一带一路的贸易外交密切关联。与这些青花相比，本件葫芦瓶也甚为出色。图2 青花开光花卉虫草瓜果纹八棱葫芦瓶，元代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托普卡比皇宫藏高60.5厘米图3 青花缠枝牡丹纹葫芦瓶元代，托普卡比皇宫藏，奥斯曼帝国后配银盖高70厘米——首先元青花中的大件葫芦瓶，全世界而言屈指可数，且多八棱造型，如日本掬粹巧艺馆藏品等。最著名的属土耳其托普卡比博物馆的两件八棱葫芦瓶，绘花卉瓜果虫草等纹饰，一件纹饰有开光（图2），一件无开光。伊朗阿德比尔神庙有一件八棱葫芦瓶下半截，腹部绘牡丹纹。如本件器物呈自然葫芦形的，托普卡比的一件多有著录（图3）；另纽约佳士得2006年3月拍卖一件，较矮，二者都通体绘牡丹纹。无论八棱还是圆体，葫芦瓶都需象元青花梅瓶、玉壶春瓶那样，分数段制作、粘接成形，颇为费工。——其次本件器物的花纹布局，在元青花中也甚为别致。元青花虽以纹饰丰富著称，但绝大多数都分成几个装饰带或区间，其中绘不同的纹饰，这些在八棱葫芦瓶、梅瓶等多面体器物上表现尤为明显，甚至不同画工合作、共同绘制一件器物也有可能。而本件葫芦瓶，则是在圆体器物上绘单一主题葫芦虅蔓，起于瓶底，通体绘画一气呵成，似长入瓶内，气韵连贯生动，颇显葫芦瓜瓞绵绵之天趣，显示了高超的画艺。瓶体下半截绘五个葫芦、上半截四个，合为最大阳数九，细节处也用心，并暗合生生不息长久吉祥之意。而在繁茂的虅蔓枝叶和葫芦中，加绘一花，说明还在持续结果，加强了自然真实感，避免了纹样的简单装饰化和图案化，有移造化到瓶上之感，可谓点睛的神来之笔，比故宫藏乾隆葫芦瓶更生动灵逸。元青花中通体描绘单一题材花纹的甚少，可参看大英博物馆藏一件玉壶春瓶，绘缠枝菊纹，但圈足处另绘卷草纹。图4 青花葫芦纹葫芦瓶残件，展览于 「千年交流：菲律宾发现的中国和东南亚陶瓷展」，马尼拉阿亚拉博物馆（Ayala Museum），菲律宾东方陶瓷学会往任会长、华裔望族庄良有女史（Rita Tan）策展，菲律宾罗伯特·维拉努埃瓦基金会收藏——与本件器物造型和装饰相似的，仅知有两件葫芦瓶下半截。其一见于伦敦苏富比1994年12月拍卖图录（编号148）。另有罗伯特·维拉努埃瓦基金会收藏的下半截，早在1974年即有著录。维拉努埃瓦为中国和东南亚陶瓷重要藏家，其藏品精选包括该葫芦瓶残件，现展出于菲律宾首都阿亚拉博物馆（图4）。菲律宾残件的花纹和亚历山大瓶更为接近，一起制作也有可能。William Alexander (1840-1916)亚历山大碗，可能为北宋官窑，大英博物馆常年展出，河南汝州张公巷窑所烧——该瓶的收藏流传与再发现也甚为传奇，早在1876年即由亚历山大购藏。亚历山大，银行家，工绘画，著名中国、日本艺术品收藏家，英国“国家艺术收藏基金”创办人之一，著名印象派画家詹姆斯·惠斯勒（1834－1903）的赞助人。亚历山大1867年开始收藏，有许多是从著名古玩商斯帕克斯（John Sparks）购得，后者也是英国王室和瑞典国王的御用供货商，及大维德爵士的最重要供货商之一。曾任大英博物馆亚洲部主任和东方陶瓷学会会长的霍布森（R.L.Hobson），认为亚历山大的收藏“有独到的、近乎浪漫的趣味，可说是中国艺术现代收藏的先锋……是其时代的杰出鉴赏家，在集藏许多时代较晚和较易获得的中国陶瓷后（指清代18世纪青花和彩瓷等），他转向它们更早的先驱……他的见识判断和天赋，使其比现代收藏家有先见之明”。亚历山大的宏富收藏，包括唐宋元明陶瓷，及清代瓷器玉器和铜胎珐琅等，其藏品有许多著录于多部中国陶瓷的早期重要英文著作中。亚历山大的大部分藏品于1931年5月由其女儿们在伦敦苏富比拍卖，共355件（套）拍品，其中一些为大维德爵士拍得。大维德爵士最终成就了世界最大最精美的私人陶瓷收藏，现在大英博物馆有专门的陶瓷馆集中展出其收藏。亚历山大的藏品，目前则分散于英国多家博物馆，包括大英博物馆中国文物馆展出的“亚历山大碗”。康蕊君（Regina Krahl）女史（托普卡比皇宫收藏元青花等瓷器的图录撰写者），1993年曾撰文认为“亚历山大碗”是北宋官窑器[i]，多年后在河南汝州发现了张公巷窑址，很多学者认为是北宋官窑所在。“亚历山大碗”清雅别致，确是张公巷所烧，也是该窑唯一传世品，亚历山大作为收藏家的品味和见识可见一斑。亚历山大所绘水彩画，葫芦瓶边上记录显示，本品1876年8月9日购自著名商号Thomas Goode & Co.花费66英镑（或基尼）——根据亚历山大所绘水彩画稿上的文字，这件青花葫芦瓶是他在1876年8月9日从伦敦商号Thomas Goode & Co. 购得，花费66英镑（或基尼），当时这是相当可观的金额。亚历山大将葫芦瓶用水彩画描绘，也可见对其喜爱。然而元青花这一概念，由于国力等多方面原因，在全世界而言也只是从1930年代开始才首先由西方学者提出，中国学者的了解关注则更晚。尽管亚历山大及其收藏声誉卓著，但他去世后，此青花葫芦瓶长久以来一直被后人放于家中，明珠处暗，直到十多年前被英国老牌拍卖行威立士专家发现，并在2005年为此专门组织了威立士的首场亚洲艺术拍卖，大获成功，拍卖前康蕊君也有专文介绍[ii]。1876年出售亚历山大瓶的Thomas Goode & Co，创立于1827年，经营高端瓷器、玻璃器、银器等，一直是英国王室、贵族等特约承办商，创办人W.J.Goode 去世后，其收藏包括中国瓷器1895年由佳士得拍卖，而公司至今仍在伦敦黄金地段梅费尔（Mayfair）原址经营，紧邻海德公园。图5 青花牡丹花卉纹八棱葫芦瓶，元代。下半截购于德黑兰，1876年运到伦敦入藏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V&A）。上半截藏于莫斯科国立东方艺术博物馆，长期被误认为是19世纪伊朗制品。上下两截都有19世纪伊朗加装铜配件，分别改装为执壶和罐，当是不同工匠所作。2008年短暂相聚于瑞典斯德哥尔摩的一次瓷器展览中。下半截高33.8厘米。 ——另值一提的是，伦敦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V&A）藏一件青花花卉纹八棱葫芦瓶下半截，在伊朗德黑兰购得。该葫芦瓶原件可能元代烧成后不久就到了伊朗，之后某个时候被分为两截。上半截改装为执壶，藏于莫斯科国立东方艺术博物馆（图5）。V&A所藏葫芦瓶下半截，是1876年从伊朗经海陆路长途运输到伦敦，入藏博物馆。亚历山大瓶恰巧也是同年在伦敦购藏，让人联想它到底是从中东、中国还是东南亚流入伦敦的？无论如何，V&A的葫芦瓶原件上下分离，天各一方。2012年V&A所藏一半重回故国，仅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短期展出[iii]。相比而言，亚历山大瓶保存完好，成为传世名品，并将古今中外诸多重要文物、人物和事件联在一起，拙稿能快速成文，也有蒙全球文博同仁热情协助，诚哉妙品善缘，也昭示日丽月宁的人间！赞曰：——美哉青花，可爱幽菁，大哉壶天，瑞果丰盈！——横通世界，纵耀古今，善缘妙品，日丽月宁！[i] 康蕊君, The “Alexander Bowl” and the question of Northern Guan Ware, Orientations, 1993年11月號, 頁72-75。[ii] 康蕊君, The Gourd of Long-lasting Happiness and Prosperity - A New Departure for Porcelain，Orientations，2005年3月號, 頁107-109。据筆者與威立士拍賣行副主席、英國BBC著名電視鑒寶節目Antiques Roadshow專家艾思福（John Axford）查詢，青花葫蘆瓶和水彩畫稿，分屬亞歷山大不同後代擁有。2005年拍賣前，威立士和康蕊君尚不知有畫稿描繪葫蘆瓶，僅聽聞葫蘆瓶可能是1900年以10英鎊（或基尼）購得，乃有相應文字表述。成功拍賣之後，威立士才知悉該畫稿，顯示亞歷山大早在1876年就購藏了葫蘆瓶，并在2017年其亞洲藝術品專場拍賣12周年紀念圖錄中予以披露，見《Twelve Years - Twelve Treasures：蓄力一紀 十二瑰寶》，頁10。畫稿中葫蘆瓶右下角之R.R.，為亞歷山大所用代碼、英文Cumberland（坎伯蘭郡、公爵等）的第六個字母，意爲66。當時古董商、收藏家等，記錄價格等敏感信息時，為防有人偷窺，常用代碼表示。基尼為英国旧时的一种金币，1813年最後一次鑄造，但仍然在相當長的時期作爲貨幣單位使用，成爲貴族象徵，如用於賽馬、藝術及其他奢侈品買賣中，相當於1.05英镑。[iii] John Carswell, A dismembered jar, in Porcelain from the Topkapi Palace Museum and the Museum of Turkish and Islamic Art， Istanbul. Stockholm, 2008. pp. 166-167.呂章申主编，《瓷之韻——大英博物館、英國國立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藏瓷器精品》，中国国家博物馆展览图录，中華書局，2012，圖版117。巨丽显尊严 雄壮威天下——尼泊尔马拉王朝铜镀金金刚持像欣赏首都博物馆研究员 黄春和5171十四世纪 马拉王朝早期大持金刚尼泊尔 铜鎏金 嵌宝石H 43cmRMB: 30,000,000-40,000,000競投本件拍品，請與本公司有關業務人員聯繫提前辦理特殊競投號牌[ 来源 ]朱尔斯 · 斯彼尔曼（Jules Speelman）收藏美国私人收藏[ 展览及出版 ]《佛：2000年的佛教艺术——Meinrad Maria Grewenig and Eberhard Rist收藏232件佛教精品》第336页，编号141——在喜玛拉雅艺术体系中，尼泊尔造像艺术可谓一枝独秀，占有无比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第一，它历史悠久，自公元1世纪至今绵延不断，涵盖了佛像艺术发展的全部历史，呈现了佛像艺术发展的完整面貌，其历史之悠久绵长在世界佛像艺术史上堪称独一无二；第二，它不断发展和创新，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具有尼泊尔民族特色的佛像艺术典范，展现了辉煌的雕塑艺术成就，而在金铜造像方面的成就尤为显著；第三，它不仅以独特艺术风格展现尼泊尔民族艺术特色和成就，而且广泛地影响着周边国家和地区佛教艺术发展，成为周边许多国家和地区佛教艺术的源泉。正是基于这样的地位和影响，尼泊尔造像艺术在世界佛像艺术研究和收藏领域一直广受关注，受到佛像研究者、收藏家和爱好者的普遍关注和青睐。此次北京保利拍卖推出的这尊铜镀金金刚持像就是一尊典型的尼泊尔风格造像，属于尼泊尔马拉王朝时期的经典之作。——首先看它的基本特征。此像头戴五花冠，中央花瓣高大而突出，其正中雕一大法轮，底部雕一金翅鸟咬蛇，两端各伸出一枝莲茎。头顶束高大发髻，余发编成发辫垂于两肩，发髻状如三层宝塔，各层底部饰以火焰宝珠，余处光洁圆润，髻顶安金刚半杵。耳侧宝缯向外翻卷，并露出扇形的冠结，耳下垂大耳珰。面形饱满圆润，额前一道弧形的发际线向两侧圆转而下，呈现出印度帕拉造像鹅卵形的面相特征；双眉如弯月，对称悬挂于高广的额前，眉间饰方形白毫；双目似柳叶一般美丽，深情款款，饱含着无限的悲悯之情；鼻梁修长而高挺，连着两道眉弓形成优美的倒人字形，勾勒出面部清晰秀美的轮廓；嘴部微凹，双唇凸出而柔软，并露出一丝淡淡的笑意；下颌短突，凸起两块圆形肌肉。全身结跏趺坐，头向右偏，身体左倾，上下自然扭动，体态极其优美。身躯浑厚雄健，四肢粗壮有力。上身饰连珠式项圈和长链，双肩披帔帛，下身着僧裙，腰间束宝带，手腕、手臂和足部饰有钏镯，其上又嵌饰宝石，衣纹虽然简洁，但装饰繁缛讲究。双手交叉于胸前结金刚吽迦罗印，左右手分别持金刚铃和金刚杵，标显出造像神格的身份特征。金刚铃代表智慧，金刚杵代表慈悲（方便），铃杵组合象征“智悲双运”，即慈悲与智慧的合一。此像整体造型端庄，法相圆满，工艺精致，装饰华丽，不仅展现了佛教追求的庄严寂静之美，也高度契合了世间人体雕塑的美学典范，达到了世间与出世间、世俗美与佛教美的完美融合。——继而，看它表现的题材。它表现的是藏传佛教最高的尊神——金刚持。金刚持是印度梵语的意译，音译“伐折罗陀罗”，其中“伐折罗”意为金刚杵，“陀罗”意为执持，合译就是“持金刚”或“金刚持”，藏语称“多杰羌”。藏传佛教又尊之为本初佛、法身佛，即最原始、最根本的佛，亦可理解为佛教真理的化身，其地位远远高于释迦牟尼佛。不仅如此，此尊还是藏传佛教噶举派尊奉的鼻祖，因为噶举派的四大语旨传承皆源于金刚持。对于金刚持的四大语旨教授，各种著述说法互异，而《土观宗派源流》的说法最具权威性。该书认为，语旨教授有四大传承，皆发轫于金刚持，继而有帝洛巴、那诺巴等人递相承传。基于金刚持在藏传佛教中的崇高地位，所以历史上崇奉极盛，雕塑绘画亦随之大兴，工艺极尽奢华，正所谓“非巨丽无以显尊严，非雄壮无以威天下”。而在西藏佛教艺术中，金刚持更是重要的表现对象，特别是在表现噶举派内容的唐卡上，他一般被置于上方中央，受到特殊的礼敬，突出他在教法传承中的至尊地位；在金刚持两旁一般有两位大成就者弟子，为帝洛巴和那诺巴，即表现其教法的传承关系。——最后，来看它的风格。此像可以归为典型的尼泊尔马拉风格。所谓马拉风格，就是在尼泊尔马拉王朝统治时期形成的佛像艺术风格，造像风格即由王朝名称而来。尼泊尔造像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时期：即李查维王朝时期和马拉王朝时期。李查维王朝（约公元4至13世纪）开创了尼泊尔佛像艺术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在漫长的李查维王朝统治时期，佛像艺术风格始终以刚劲为美，造像躯干筋瘦，肌肉紧实，躯体线条硬直，虽然整体造型端庄，工艺精细，但不免有些呆板，缺乏生气。从13世纪开始，尼泊尔进入马拉王朝时代，马拉王朝造像与前期风格大为不同，开始追求肌肉的表现，追求躯体与肌体的灵动和装饰的华美，佛像造型完美，躯体圆实，肌肉饱满，装饰繁缛，明显地在前期风格基础上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使造像变得生动形象，符合现实人体特征，具有现实情味。马拉造像艺术的发展和演变始终与马拉王朝的兴衰一致，开始于13世纪初，一直延续至17世纪，而其兴旺时期主要集中于13至15世纪，这一时期是马拉造像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其风格成熟并显露尼泊尔民族特色的重要时期。——此像从整体造型到装饰风范都充分展现了尼泊尔马拉造像鲜明的风格特点。如它的面部刻画细腻，口鼻小巧而集中，给人妩媚秀美之感，显露出尼泊尔纽瓦尔人特有相貌特征；它的身躯壮硕，但肌肉仍十分紧实，明显带有尼泊尔早期传统雕塑的遗风；它的装饰包括花冠、发髻、耳珰、璎珞、钏镯、腰带等，样式新颖美观，做工繁复细腻，展现了尼泊尔独特的审美和工艺特点。特别是它两肩所披的帔帛，以满饰花纹的带状斜披于肩的下部，其末端如花瓣一般于手臂外侧上下翻卷，造型新颖别致、精巧华丽，在同时期西藏造像上极为罕见，而在马拉时期尼泊尔造像上则十分流行。因此可以判断此像是一尊典型而标准的尼泊尔马拉风格造像。值得注意的是，如此鲜明突出的尼泊尔马拉造像并不多见，在数量上远远少于同时期西藏萨迦风格造像；而且它的体量超乎寻常，造型风格和工艺又完美之极，如此品级的马拉造像更如凤毛麟角，极为少见。据笔者所知，目前堪能与之比肩的马拉造像仅有三尊：一尊为尼泊尔帕坦博物馆收藏的铜镀金释迦牟尼佛像，高48厘米；再一尊为美国鲁宾博物馆收藏的铜镀金释迦牟尼佛像，高44、5厘米，另一尊为国内私人藏家收藏的铜镀金释迦牟尼佛立像，高50、8厘米。最后一尊曾在2015年香港佳士得秋季拍卖会上拍出了8200万港币的天价，成为近年尼泊尔造像市场表现的一个最大亮点，也足见国际市场对尼泊尔马拉造像的喜爱和追捧程度。——欣赏至此，我们似可结束本件作品的欣赏了，但又欲罢不能，因为尼泊尔何以能够产生如此杰出的艺术作品？这一问题也有必要作出进一步的追问和交代。毫无疑问，一件艺术作品的产生离不开一定的时代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也离不开伟大艺术家的创造。这件作品的诞生正是如此。首先，新兴的尼泊尔马拉王朝为其产生提供了重要物质基础和精神力量。马拉王朝是尼泊尔马拉人在尼泊尔西部的甘达基河建立的王朝，1328年阿迪特亚·马拉占领加德满都谷地，正式建立了在谷地的统治。马拉王朝最著名的一位国王是贾亚斯堤提·马拉(1382—1395年在位)，他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对尼泊尔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宗教进行了大胆改革，并取得辉煌的成就，他的功绩至今为尼泊尔人民传颂。此像躯体壮硕，气势雄健，就明显注入了尼泊尔马拉王朝强盛的政治和经济力量，注入了尼泊尔民族自觉、自信的审美意识，从而成为尼泊尔马拉王朝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繁荣昌盛的真实写照。再者是尼泊尔纽瓦尔人的创造。马拉王朝的统治中心加德满都位于尼泊尔南部，是这个高山王国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一片重要绿洲。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饶，自古以来为尼泊尔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的中心。这里自古有众多民族在此生息繁衍，而史料证明纽瓦尔人是谷地最早的民族，而且世代定居于此。纽瓦尔人聪明勤劳，擅长建筑、雕刻、铸造等技艺，是公认的尼泊尔文化艺术的主要创造者。13世纪初入仕我国元朝的艺术家阿尼哥便是出自纽瓦尔族，来自谷地具有“良工之萃”的古老都市——帕坦。当年八思巴为造像求助于尼泊尔国王，很快便征招到80名优秀的能工巧匠；而其中的阿尼哥随八思巴进入大都后，以修复一躯宋室针灸铜人的“天巧”之工获得忽必烈极赏，由此足见当时尼泊尔艺术实力之雄厚和工匠技艺之高超。这件作品正是具备了这两方面条件，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准，从而登上了举世公认的喜马拉雅艺术的最高舞台。——综上所述可见，这尊造像是一尊千载难逢的伟大的佛教雕塑艺术作品，它以完美端庄的艺术造型，精致华丽的装饰工艺、青春洋溢、雄健饱满的艺术气韵，充分展现了尼泊尔马拉造像的大美风范和非凡成就，完美诠释了尼泊尔纽瓦尔人创造的艺术之美，也真实呈现了阿尼哥所传“西天梵相”的原始风格面貌。它无可置疑地必将成为尼泊尔马拉造像的经典之作载入史册，为后世永远铭记和传颂。- 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