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潘伯鹰信札(四通十纸)

2231 高二适 致潘伯鹰信札(四通十纸) 册页

作  者: 高二适

尺  寸:28.5×19cm×10

创作年代:

估  价: 50,000-80,000

成 交 价: RMB 69,000


题识:
1.弟适顿首。二十日。
2.二适顿首,七月二日。
3.二适敬呈,五月廿八。
4.适再上。
说明:上款人潘伯鹰。
上款“伯鹰先生”即潘伯鹰(1904-1966),安徽怀宁人。原名式,字伯鹰,后以字行,号凫公有发翁、却曲翁,别署孤云。现代书法家、诗人、小说家。著小说《人海微澜》、《隐刑》、《强魂》、《雅莹》、《残羽》和《蹇安五记》。论著有《书法杂论》、《中国的书法》、《中国书法简论》。作品出版有《潘伯鹰行草墨迹》等。潘伯鹰是举世公认的书法名家。坊间论及潘书,多言他是“二王书风的积极追慕者”。
在高二适的书法作品中,草书是其成就最高者,而在他的草书作品中,手札书法是其一个亮点,也成为高二适书法的一个重要特征。手札,古人又称尺牍、尺素、尺翰,因其书函长约一尺,故有此称。尺牍一词见于《汉书》,其《陈遵传》云:“与人尺牍,主皆藏弆以为荣”,孙过庭《书谱》云:“谢安素善尺牍,而轻子敬之书,子敬尝作佳书与之,谓必存录。安辄题后答之,甚以为恨!”王献之因为谢安没有收藏他的手札而甚以为恨,说明手札在当时已成为书法欣赏的重要组成部分。晋人书法赖以手札而传世,陆机的《平复帖》成为书法史上最早的名人墨迹,这是书法史的一种独特现象。二王手札,是有意无意间的书法傑作,说无意,它是一种轻松自然的流露,没有束缚;说有意,它又不可能完全是为了写信而写信,字里行间是一种书法技巧和才情的表现。二王手札已成为千百年来人们学习书法的经典,孕育过无数帖学书家。随着时代的变迁,书法的样式有了很大的发展,明清两代更是以条幅巨制见长。晚近书坛受清代思潮的影响,也呈现出厚重的气象。高二适不然,他的书法作品虽有大字和巨幅,但手札书风已经成为他书法的一个形象,一个特色,在现代书坛显出特别的与众不同。综观高二适的手札作品,从对象上看,有致老师、同门、朋友、学生的。从内容上看,谈学术、谈书法、谈杂事,也有谈诗和以诗代讯的,均有感而发,常常流露出他的学术思想。从书体上看,以草书为主,间以楷、隶、行,并很自然地糅合在一幅作品上。高二适称之为“四体书”,于右任称宋克的这种书为“混合体”,此处不妨称为“杂体草书”。从形式上看,有信笺、诗笺者,但他并不拘泥于手札原有的形式,实际上已经在“尺牍”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拓展,小的如王羲之《快雪时晴帖》般小条,大的如横幅、手卷式的手札。从手札作品本体来看,随着情绪的节奏,时而快速书写,几个草字连在一起,时而放慢速度,在草书中出现一两个楷、行书,显出节奏感。时而因为注释或缺漏,或在信写成后想到要特别补充的,在正文中和文末添加小字,显出丰富感。他的手札,有气势,写得大气磅礴,有江河奔流之势。他的手札,是生活,写得情感流露,不避忌讳敢于慷慨直言。他的手札,见情性,写得随性所发,不拘小节,而神态自若。他的手札,显爽健,写得沉着痛快,抑扬顿挫中见连绵起伏。他的手札,能疾涩,写得缓急互见,尽书道之妙。他的手札,寓高古,写得兀傲不群,颇有荦确不平之气,更见晋贤萧散之风。

高二适与“兰亭论辨”
郭沫若于1965年6月11、12日《光明日报》(《文物》第6期)发表了《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书法界、文化界、学术界为之震动,虽有不少人不同意郭的观点,大都沉默不语,个别人私下议论,没有人敢写文章反驳。远在南京的高二适奋笔而成《“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于当年7月8日寄请章士钊指教,随即遵照章的指点,修改定稿,于7月14日再寄给章,求助发表。7月16日章写信给毛主席。7月18日毛主席回信给章,并致函郭沫若。致郭函略云:“笔墨官司,有比无好。”覆章函略云:“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7月23日《光明日报》发表高二适文(《文物》第7期据高之手稿影印),一场时间持久的、规模浩大的学术辩论,揭开了序幕。在万马齐喑、一家独鸣的情况下,如果没有高挺身而出,没有章仗义传递,没有毛主席及时批示,这个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兰亭论辨”现象就不会出现。
8月7日郭沫若写了《“兰亭序”与老庄思想》,8月12日又写了《“驳议”的商讨》,两文都在《文物》第九期发表。值得注意的是,两文除了谈《兰亭序》外,还涉及崇拜帝王将相问题。郭把高否认《兰亭序》为伪的观点,归结为“绝对信仰唐太宗及其群臣”。郭问高:“毛主席《沁园春·雪》里的名句:‘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不是脍炙人口的吗?”又进一步发挥:“如果他(唐太宗)生在今天,多接触些新鲜事物,并肯学习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他的‘玄鉴’和‘睿赏’,无疑是会深入一层的。”这些话,今天的青年读者看来似乎与讨论《兰亭序》真伪无关,必须联系到当时的政治气氛才能理解郭之用意。8月20日毛主席亲阅了郭沫若两文校样之后,写信给郭,称赞“文章极好”,并说:“过分崇拜帝王将相者现在还不乏其人”。回顾7月18日毛主席“笔墨官司,有比无好”的指示,是同意将高二适的文章发表,不意味着支持高的观念。8月20日的信,毛主席对争辩双方的态度可以窥见。所以在一个时期内,支持郭沫若观点的文章颇多,有些文章的标题(如启功《“兰亭”的迷信应该破除》)都带有浓浓的政治气息。
1972年《文物》第8期郭沫若发表《新疆新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是《兰亭序》为伪的旧话重提。10月21日高二适写了《“兰亭序”真伪之再驳议》,无处发表,1982年《书法研究》1期才将此文刊出,高已去世。
1973年文物出版社编印了《兰亭论辨》,分上、下编。上编载郭沫若及支持其观点的文章十五篇,下编载高二适等持相反意见的文章三篇。分析一下这三篇文章,章士钊《柳子厚之于兰亭》是从1971年出版的《柳文指要》中摘录的,不是1965年公开发表的;商承祚《论东晋的书法风格并及“兰亭序”》是1966年《中山大学学报》第1期发表的。《出版说明》强调:“多数文章赞成郭沫若同志的意见,支持他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态度推翻历代帝王重臣的评定”,“这种争论反映了唯物史观同唯心史观的斗争”。三篇与郭沫若见解不同的文章,定为唯心主义,供批判之用。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拨乱反正、开革开放以来,长城内外,大江南北,阳光灿烂,一片民主和谐气氛,知识分子心情舒畅,《兰亭序》的讨论也呈现出蓬勃生机。从1977年《南京大学学报》第3期发表《论钟王真书和“兰亭序”的真伪》后,各种报刊不断发表讨论的文章,数量多,质量高,学术视野更为开阔,探索得更加深入细致。1981年浙江绍兴、2003-2005年山东临沂、浙江嵊州所召开的几次书法研讨会上,“兰亭论辨”都是热门话题。绝大多数人反对郭沫若的观点,连1965年支持过郭的人也转向了。如:昔日侈言破除《兰亭》迷信的启功,在2002年第五届中国书法史论国际研讨会上赋诗:“岱岳巍峨孰比高,山阴笔法自南朝。兰亭遗矩今仍在,万古云霄一羽毛。”此诗证明,在不同的政治气氛下,启功不再支持郭沫若了,不再破除对《兰亭》的迷信了。
审视“兰亭论辨”四十年的历程,给予人们很多有益的启迪,举其要者,如:
(一)高二适与郭沫若进行争论时,双方的政治地位、学术地位都是极为悬殊的。当时,支持郭观点者蜂拥而上,反对郭观点者寥寥无几,两军对垒,强弱之势显然。势单力薄的高二适,不惧权威,不计利害,敢于争论,两次撰文,至今无人不钦佩其胆识。非凡的胆识,来源于渊博的学问,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对历史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对传统文化的情结,其积极意义不因岁月的流逝而消失。
(二)四十年来,关于《兰亭序》的讨论,已超越了书法的范围,参加讨论的专家学者们,从多学科多视角进行探索,涉及文学、哲学、文字学、考据学、考古学、版本学等领域,从一件书迹的真伪之争,扩大到学术文化及其时代审美风尚的综合性立体研究,达到前人所未有的高度与深度。真理愈辩愈明,争鸣是学术发展的动力。现在,将来,永远要贯彻执行“双百”方针。
(三)高二适出身寒微,半世坎坷,文学书法,不由师授,长期钻研,造诣很高。章士钊许其“独学自成”,书法“独绝”,当之无愧。他在“兰亭论辨”中所表现出的学识、人格、毅力和风范,难能可贵,识与不识,同声赞叹。高二适在中国书法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他是泰州人民的光荣和骄傲。纪念他,要从“兰亭论辨”中吸取经验,提倡求真务实的学风文风,鼓励创新进取精神,树立自由发言、平等讨论、唯理是从的学术风气,为建立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贡献自己的力量。
卞孝萱
2006年夏于南京大学冬青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