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书癸巳《道宁斋》诗

3553 乾隆帝 行书癸巳《道宁斋》诗 册页

作  者: 乾隆帝

尺  寸:38×12cm×18

创作年代:1773年作

估  价: 300,000-600,000

成 交 价: RMB 345,000

著录:
1.《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第六册,第39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
2.《北海景山公园志》第167页,中国林业出版社,2000年版。
题识:召伯初致训,武侯继畅言。二人如匪哲,两字底须敦。触目堪明志,践行戒慢论。设更注精义,成性在存存。癸巳新正月上澣,御题。
钤印:乾隆宸翰、陶冶性灵(参见故宫博物院编《清代帝后玺印谱·乾隆卷一》,3、4页)
说明:此作原为北海道宁斋内东间床罩的贴落,《北海景山公园志》著录内容,取自同治、光绪纂《内务府陈设档》。
道趣宁心 成性存存
——御笔行书《道宁斋五言诗》赏鉴
乾隆十六年(1751),北海道宁斋建成,取义《尚书•周书•旅獒》:“玩物丧志,玩人丧德。志以道宁,言以道接”,作为乾隆皇帝和御用文人吟诗咏文的地方。这座御用园林书房,既不同于故宫御用书房黄瓦红墙的肃穆,也区别与北海静心斋小巧玲珑的情趣。乾隆皇帝在这里或挥笔墨洒,畅叙幽情,或取诸怀抱,因寄所托。倾注了他追求内圣、比拟高洁的文人情趣。
乾隆帝御笔《道宁斋五言诗》,正是北海道宁斋内东间床罩的贴落,后改制成册,此作墨笔绢本书写,著录于《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第四集卷十、《内务府陈设档》(同治、光绪纂)、《北海景山公园志》第167页。册内御书:召伯初致训,武侯继畅言。二人如匪哲,两字底须敦。触目堪明志,践行戒漫论。设更注精义,成性在存存。款署:“癸巳新正月上澣御题”。款下钤盖白文方印“乾隆宸翰”、朱文方印“陶冶性灵”此与故宫博物院编纂的《清代帝后玺印谱》印鉴比对完全吻合。
本件御笔创作于“癸巳”,乾隆三十八年(1773)正月,为乾隆成熟时期的书法,在这一年中,乾隆皇帝对北海这个皇家御苑格外情有独钟,多次在苑内挥毫创作,尤以御笔《白塔山记》最具代表性。乾隆御笔《白塔山总记》与《塔山四面记》创作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长至月(五月初八),与本件创作时间仅相距四个月。《白塔山记》是以小字行书写就,四卷共计一千七百余字,娓娓书来,有如闲庭信步,为乾隆书迹中的翘楚之作。2014年保利秋拍将这套《白塔山记》,除《塔山东面记》之外的其余四卷拍卖,以1.16亿创中国画年度拍卖纪录。
本件御笔《道宁斋五言诗》书五言诗:“召伯初致训,武侯继畅言。二人如匪哲,两字底须敦。触目堪明志,践行戒漫论。设更注精义,成性在存存”。意为:召康公初年致辞教诲之言,孔明继而畅所欲言,两个人并非是对立而言,两个字根基须务实,目光所及的地方要明确志向,实践要戒除散漫高谈阔论,筹划上更要注重真切的理论,才能无性命之忧,使之生存生活的更好。短短数语,内涵却极为深奥。此为帝王的“圣喆之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治家格言,求本务实,注重真理,而后达到“成性存存”的境界,“成性存存”出自《周易•系辞》,全句为:“成性存存,道义之门”,人之道在于补亏、生慧、归一,这句话里面已经涵盖所有人之道的内容,即也阐明了人道与天道的相互辩证关系,道义是与物质利益对立统一,才能“成性”成活性命,“存存”使之生存生活得更好,这即是道义的门径。
本件御笔,笔致较圆润,筋骨肉含,风神萧落,个个字结体中宫内收,点画收放有致,流露出一种疏逸的情致,给人的感受却是无所牵拌,信之所至的。在行气布局方面,字与字、行与行之间,间隔得宜,错落有致,行气很是自然,由中可以洞察到一个千古帝王含蓄与奔放,内敛与不羁的自由个性。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1711-1799年),是清朝入关以来第四位皇帝,在位六十年,自幼接受汉族传统文化教育,四书五经,诗词歌赋,书法绘画,无一不精,执政后十分重视文化建设,“稽古右文,崇儒兴学”。他对书法的嗜好和倡导,比之祖父康熙更胜一筹,历经数年,刻意搜求历代书法名品,御览、御批、钦定多部传世藏帖,集我国历代书法艺术之大成。乾隆的书法从学习赵孟俯入手,他的书法字体稍长,楷书中多有行书的笔意,行书中又往往夹杂着草书的韵味,点画圆润均匀,结体婉转流畅。
乾隆帝多次游幸江南,烟雨江南的美景与意境再难挥去,于是在京城皇苑内大建具有江南神韵的亭台楼阁,北海自不例外,道宁斋这一组建筑正是其中的精品,乾隆帝有赋予“自然成道趣,何不可宁心”的特殊含义,还曾还专门为此斋刻印 “道宁斋”一枚,2017年6月北海公园举办了“道趣宁心——乾隆帝的文化生活”展览,所展览的地点即在道宁斋,技术人员依托于历史文献记载,并参考故宫博物院乾隆时期宫廷陈设对道宁斋进行场景还原设计。道宁斋书房场景用传统内檐装饰的手法,使用帖落、内檐匾以及参照清代陈设档进行陈设展摆,可惜,当时这件道宁斋内东间床罩的贴落尚未现世。从此件御笔所摆放的位置“东间床罩”可见乾隆皇帝的钟爱程度,其书写的时间——与白塔山记前后,书写的内容——一个帝王引经据典的“圣喆之治”,以及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一代君王于庙堂之外的文化生活和书生情怀。这些都无疑彰显了这件作品的重要性与精彩程度,同时也揭示了乾隆皇帝园林书房的历史面纱与小斋通大道的精神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