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分享图

2013 郑孝胥 行书「竹风能醒酒」 镜心

行书「竹风能醒酒」
拍品信息
LOT号 2013 作品名称 郑孝胥 行书「竹风能醒酒」 镜心
作者 郑孝胥 尺寸 35.5×133cm 创作年代 --
估价 120,000-180,000 成交价 RMB --

【题识】孝胥。
【印文】郑孝胥印、太夷
【释文】竹风能醒酒。

《夜同宴,用人字》
——唐•张谓
北斗回新岁,东园值早春。
竹风能醒酒,花月解留人。
邑宰陶元亮,山家郑子真。
平生颇同道,相见日相亲。

郑孝胥:尴尬的盛名
◎赵润田
郑孝胥之「留名」,在于他做了汉奸。假设他保住晚节,不去天寒地冻的东北当什么伪满朝廷的「总理大臣」,人们想起他的时候,更加会佩服其书法成就和满腹学问。然而历史不能假设,郑孝胥终究是货真价实地做了伪总理大臣,于是,他的「名声」连不怎么钟爱书法的人也知道中国近代有他这么一号。
有人把民国时期书法划分为五个流派,郑孝胥是其中一个流派的创始者,其书法地位可想而知。这五个流派:吴昌硕的「吴派」、康有为的「康派」、于右任的「于派」、郑孝胥的「郑派」和李瑞清的「李派」。其中,康有为是保皇党死硬分子,于右任则是国民党元老,但谁也不像郑孝胥那样令人唾弃。康有为后半生自然是走上倒退道路,他以后即使也保皇,终竟不能掩其煌煌盛名,并且,他没有跑到东北去进入溥仪伪政权。于右任的政治作为一直有点像温吞水,但不妨碍他始终受着人们的普遍尊重。郑孝胥就不一样了,他是处心积虑地投靠日本人扶持的溥仪伪政权,不惜出卖民族利益。
投靠日寇,加入伪政权,是郑孝胥一生的转折点,自那以后,他与日本关东军上层人物广泛接触,溥仪小朝廷在东三省的影响,都成为郑孝胥书法声名鹊起的强力借助。一时,东三省的机关、学校、社会团体甚至商店的字号到处可见郑的手笔。通过「外交」途径,他的字还漂洋过海,传至日本和韩国,在异域引出不少追慕者。
这里,我们怎么也绕不开由字及人的评说,这也是中国艺术的一种传统,自有其道理在。「字如其人」的老话是不应该作简单理解的,字不见得如其人的外在形象,但与其人的心理状态、性情密码总是有相当紧密的关联性。郑氏的字里字外,透着一番得意,其单字无不呈上肥下瘦、上密下疏、左舒右展、长袖善舞之态,此亦其人乎?作为清朝最后的臣子,郑孝胥与别人最大的不同在于他总是以依赖外国势力为基本思路。他也是改革派,但他是往卖国上改。有人问他何以强国,他以二字相答,曰「借款」。他的「道理」是外国人借款给我,他穷了,我富了。其实天下哪有这么简单的事情,钱给你,你不付出点代价,行吗?
这代价,就是卖国。
辛亥革命后,郑氏以遗老蛰居于沪上。那阵子他以鬻书为生,与唐涉江等组成「丽泽文社」,以文会友,书名日增。后又开创「有恒心字社」,以课诸旧家子弟,不再四出宦游,他的书法倒是得以更加纯熟。这一时期,大多数前清遗臣已看清天下大势,即便思想守旧,而对重回旧日已不抱希望,但郑氏不然,他绝不甘于寂寞,不会就守在书斋里度日,所以,他后来奉溥仪命在天津一住七年,与日本人反复接触,为清廷复辟做种种准备。
1931年,满洲事变发生,郑孝胥所等待的机会终于来了,他劝说溥仪前往满洲,他则出面与日方达成建立满洲国的协议,并负责起草满洲国「国歌」与「建国宣言」。伪满洲国成立后,郑孝胥出任总理兼陆军大臣、文教部长,并与日本关东军代表武藤信义签订日满议定书,承认日本在满洲国的特殊地位与驻军权。至此,郑孝胥的卖国之策进入实质性的落地生根。
溥仪后来在《我的前半生》中说郑与自己的关系,犹如当年的荣禄与慈禧,足见当年的溥仪对他的倚重。
郑孝胥曾有个著名的「三共论」:「大清亡于共和,共和将亡于共产,共产则必然亡于共管。」当然,他所说的「共产」是指国民革命。用溥仪的话来说:「他认为中国老百姓不用说,连做官的也都无能,没出息,中国这块地方理应让列强来开发,来经营。他比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更‘发展’了一步,不但要西洋技术,西洋资本,而且主张要西人来做官,连皇家的禁卫军也要由客卿训练、统领。」
当然,后来日本人又把他一脚踢开,正是因为他不单单依靠日本,而且还期望与欧美勾结,而那样,就会干扰日本独吞中国的计划。正因为他手中还握着投靠欧美的底牌,所以有时对日本人显得不那么服帖,终于使自己于1935年5月失势。三年之后,1938年,他在长春走到生命尽头。他的死,有两种说法,一说为「暴病」,一说为日本人毒杀。他被葬于沈阳市东陵区高坎镇七间房村。生于东南,宦游湘粤,卖身东北,汉奸之名永远地凝冻在他身上了。
单以一人之得失而论,郑孝胥实在是得不偿失,一入泥淖,人们对他个人才华的评价不能不受牵累。清末民初的文士中,他在书法方面是立门创派的,追随者很多。郑孝胥的弟子极多,为人所熟知的徐志摩、林语堂、曹聚仁等文化名人,都曾列其门下。此外,他绝不是只会吟诗作书的书呆子,他极有经济头脑,又有实际干才,曾任京汉铁路南段总办,后又任上海江南制造局总办。任广西龙州边防督办时,曾创立边防武建军,对固边起了相当作用。他又是个会把自己的财产盘活的人,在上海入股商务印书馆,在天津投资启新洋灰公司和天津中原公司,还入股办过《世界诚报》,是好几家大公司的董事。
你不能说他缺少才干、不能说他天赋不足、不能说他没有主见、不能说他一味守旧,也不能说他一事无成,甚至不能说他生不逢时——实际上,清末民初的中国,正是各种人才竞相展示的大舞台,他什么都具备了,只是在一点上,然而正是最重要的一点上,他的人生走进一个拐点,这个「点」却是一个原则,是秦桧和岳飞的分水岭。顺带说一下,秦桧也是很有才的,所谓「宋体」字,据说就是他创出来的,后来的人们用其字而不以「秦体」称之,也算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吧。
人品坏了,再高的技艺也徒劳。郑孝胥的尴尬也在于此。清亡后他寄居上海十三年,虽由「帝师」而变为布衣,但崇拜他的造访者、求字者络绎不绝,甚至像康有为、吴昌硕那样的前辈宿儒都亲登其门。但当他委身日寇豢养的伪政权后,诗坛、书坛都耻于与之为伍,甚至旧时的铁杆好友陈衍、昌广生等都与他断然绝交。
郑孝胥有一部日记,起自光绪八年,止于民国二十七年,计56年。这部书,算是郑氏留在人间的特殊的有用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