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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30 清嘉庆 蓝地描金龙纹贲巴壶

蓝地描金龙纹贲巴壶
拍品信息
LOT号 5730 作品名称 清嘉庆 蓝地描金龙纹贲巴壶
作者 -- 尺寸 高19.5cm 创作年代 清嘉庆
估价 6,500,000-8,500,000 成交价 RMB 7,475,000

「大清嘉庆年制」款
备注:
北京翰海,1995年4月12日,编号778;
北京翰海,2004年11月22日,编号2650

藏传佛教自十三世纪起传入内地开始兴起。其时西藏萨迦派教主萨迦班智达之侄八思巴于至元六年,被元世祖封为“大宝法王”,并奉为帝师,领宣政院事,管理全国佛教和藏区事务,至明清两代,藏传佛教对宫廷的影响并未消失,尤其清王朝建立后,尊崇藏传佛教中的喇嘛教为国教,清太宗将“兴黄安蒙”定为基本国策,即一方面用武力扩展势力,另一方面则开始利用藏传佛教的影响稳固政权。崇德四年就曾派人赴藏“延致高僧”。“崇德七年十月己亥,图白戒部落达赖喇嘛,遣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戴青绰尔济等至盛京,上亲率诸王、贝勒、大臣出怀远门迎之”。至乾隆一朝,其尊奉黄教的目的在乾隆五十七年撰写的《喇嘛说》中表达明确,“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而非若元朝之曲庇馅敬番僧也。……我朝之兴黄教则大不然,盖以蒙古奉佛,最信喇嘛,不可不保之,以为怀柔之道也。”在此认知的基础上,博闻强记的乾隆皇帝以“夫定其事之是非者,必习其事,而又明其理,然后可。”并认为想要利用宗教治理国家,需要先了解宗教的底蕴,“予若不习番经,不能为此言,始习之时,或有议为过,兴黄教者,使予徒泥沙汰之虚誉,则今之新旧蒙古,畏威怀德,太平数十年可得乎?” 在此种思潮的引领下,此一时期景德镇御窑厂大量生产了各种瓷质的佛教用具,如七珍、八宝、贲巴瓶等,除了作为宫中佛堂供奉之外,也用于赏赐西藏地区的宗教领袖及佛教寺院。
嘉庆皇帝延续此种理国之策,即位之后亦虔诚礼佛敬佛,既保留宫中各处佛堂寺庙,维持前朝的规模,勤加修持敬献,又效仿圣祖、世宗、高宗之举,于嘉庆十六年亲率藏蒙王公贵胄西巡佛教圣地五台山;曾在避暑山庄多次接见藏蒙地区的各派宗教领袖,促进彼此的信任和交流,令清宫与藏蒙的密切关系一直得到维系,当年交往盛况可由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嘉庆万法归一图》窥知一二。因此嘉庆时期宫廷艺术继续融入藏传佛教的色彩,其中在御瓷的制作方面体现为景德镇御窑厂秉旨沿袭前朝则例,继续烧造生产了大量具备浓郁藏式风格的瓷质法器、供器。
如本品即为延烧乾隆一朝的贲巴壶式样,洗口,束颈,球形腹,高足微撇,腹部有龙首形流,弯曲向上,端庄雅致。通体以蓝料地之上绘金彩装饰,口部、颈部、足部均以金彩绘蝙蝠祥云纹、回纹、如意云头纹、莲瓣纹等,腹部主题绘海水双龙戏珠纹,流部做龙首吞噬状,完美地将藏传佛教用器的造型与典型的宫廷纹饰融为一体。巨龙神态凶猛,造型逼真,龙睛以墨彩点缀,龙身穿行于祥云之中,整器无一不体现了宫廷御瓷的一丝不苟。洗口上下边沿,口部、胫部及足部采用描金连珠纹装饰,更添富丽堂皇之感。底施松石绿釉,正中落“大清嘉庆年制”矾红六字篆书款。
贲巴壶为净水法器,用于洒番红花净水于新入佛门之弟子,其造形沿袭西藏金属器,如一件刻花金壶,刊于《沈阳故宫博物院文物精品荟萃》,页43; 非祭典时,贲巴壶供于佛坛,罩锦衣,参考《雪域藏珍:西藏文物精华》,编号74。乾隆、嘉庆御窑以藏区金银贡器为蓝本,以瓷复制,殊为不易。此类瓷质贲巴壶大多以缠枝莲及八吉祥纹为饰,如三藩市亚洲艺术博物馆藏一例,刊于贺利,《Chinese Ceramics》,图版162;该馆尚有黄地粉彩例,属Avery Brundage 旧藏,馆藏编号B60P178;伦敦维多利亚与亚伯特博物馆藏一件绿地粉彩八吉祥作例,刊于柯玫瑰,《Chinese Ceramics. Porcelain of the Qing Dynasty 1644-1911》,图版101;而如本品所饰龙纹例则较少见,前序博物馆藏乾隆朝一例,通体以胭脂红料彩为饰;另一例为张宗宪先生旧藏,录于《云海阁》,页242,图116;除此外青花矾红贲巴壶,可参考一例,展出于《天民楼藏瓷》,编号118;罗桂祥旧藏一金地粉彩贲巴壶,载于《清瓷荟萃:香港艺术馆藏清代陶瓷》,编号68。道光朝亦有延烧,如关善明珍藏二件道光粉彩贲巴壶,展出于《Joined Colors. Decoration and Meaning in Chinese Porcelain》,赛克勒美术馆,华盛顿特区,1993年,编号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