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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6 清雍正 五世达赖

五世达赖
拍品信息
LOT号 7206 作品名称 清雍正 五世达赖
作者 -- 尺寸 高18cm 创作年代 清雍正
估价 450,000-650,000 成交价 RMB --

“克胜亲王造”款
铜鎏金 鎏金磨损,缺法器

备注:
1.法国里尔古堡旧藏
2.北京保利2016年12月5日 Lot 5075

此像结跏趺端坐,头戴通人冠(又称桃形冠),冠的两耳垂搭双肩。面形饱满圆润,五官生动写实。右手当胸结说法印,左手置双膝上托经书(已失)。上身内着僧祗支,外披袒右肩袈裟,下身着僧裙,双腿裹在僧裙内。衣纹简括有力,具有较强的写实感,特别是身后的裙褶呈竖条状分布,富于装饰性,明显受到了同一时期西藏写实风格的影响。身下为方形卡垫座,座的正面上部自右至左阴刻“克胜亲王造”五字楷书款,字体端正柔美,如同手书一般。底部有完好封藏,保持着尊像原有的宗教神性。整体造型完美,做工精细,品相完好,是一尊稀有难得的藏传造像珍品。
克胜亲王造,即允礼,全名爱新觉罗•允礼,清康熙皇帝第十七子,号自得居士、春和主人,生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自幼聪明持重,9岁时便随康熙帝到承德避暑山庄及塞外秋猎,其间在内蒙古多伦诺尔,亲眼目睹二世章嘉阿旺却丹受封为“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的经过。康熙六十年(1721年),正式参与政务,任中政殿知事。雍正元年(1723年)受封为果郡王,掌管理藩院事务。雍正三年,以“实心为国,操手清廉”,享受亲王待遇,雍正六年正式受封和硕果亲王。其后又多次升迁,雍正七年管工部,雍正八年总理户部三库,雍正十一年管户部,雍正十三年受命办理苗疆事务。雍正临终时委以重托,命他辅政。乾隆继位后,又受命“总理事务,解宗令,管刑部”。乾隆三年(1738年)二月逝世,享年41岁,乾隆亲临其丧,赐谥“毅”,因膝下无子,乾隆特将雍正第六子弘瞻过继与他。终其一生,先后辅佐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代君王,忠贞不二,勤恳清廉,深得三位君王的喜爱和重用,特别是雍正帝谕称他为“朕之子弟及世世子孙之表范”。允礼一生不仅勤于政事,而且兴趣十分广泛,工书法、精绘画、善诗文,并长于园林设计,皆有极高造诣,是一个“风流文采,雅娴翰墨”的皇子。其著述甚多,有《自得园文钞》、《春和堂集》、《工程做法》、《静远斋集》、《西藏日记》、《奉使纪行诗》等。
此像作为果亲王允礼所造,体现了果亲王允礼在佛教雕塑艺术上的杰出才能,可以弥补允礼在佛教艺术方面文献记载之缺和过去人们对其艺术才能认识之不足。同时,此像既为果亲王允礼所造,可以确定其造像时间在1728年至1738年,主要集中于清代雍正时期和乾隆早期,这一时期正是内地藏传佛教造像艺术的空白期,文献记载及实物遗存都十分缺乏,因此对于研究清代雍正及乾隆早期北京及蒙古地区藏传佛教造像艺术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其三,此像属于藏传佛教诸神中的上师像,为研究允礼与藏传佛教的深厚因缘,尤其是允礼的佛教信仰归向——藏传佛教宁玛派提供了重要物证,因为五世达赖喇嘛就与藏传佛教宁玛派关系密切,清初宁玛派的重振就是五世达赖喇嘛扶持的结果。总之,此像在历史和艺术上皆具有补缺之重要价值,对于研究允礼的生平特别是允礼的佛教信仰和在佛教艺术上的成就、清代雍正及乾隆早期北京及蒙古地区藏传佛教造像艺术,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清代允礼造铜镀金五世达赖喇嘛像欣赏
满清皇室多崇佛 最是虔诚果亲王
首都博物馆 研究员 黄春和
有清一代,自顺治至宣统皇帝,凡是皇室成员,大都喜好佛教,而清圣祖康熙第十七子允礼无疑是一个最为突出的人物。据记载,允礼与佛教渊源十分深厚,一生不仅笃信藏传佛教,精勤修行,而且热心藏传佛教文化艺术,曾组织众译师将宁玛派经典译成蒙文,并亲自雕塑制作佛像;特别是他曾受命赴川西泰宁惠远寺,亲自护送七世达赖喇嘛返回西藏,为清廷稳定西部边陲作出了重要贡献。允礼的佛教因缘及其为佛教文化艺术所作的贡献,早已引起国内外学者关注,已有许多研究成果问世,但过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文献记载的史实,而未论及允礼在佛教艺术方面的贡献和成就。近几年,笔者在研究藏传佛教造像艺术中,先后发现了6尊允礼所造铜镀金佛像,是以往相关研究中从未涉及的新资料,此次保利拍卖公司推出的铜镀金五世达赖喇嘛像就是其中重要的一尊,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既可补过去大家对允礼佛教因缘认识之不足,亦对研究清代早期藏传佛教造像艺术具有重要意义。
此像结跏趺端坐,头戴通人冠(又称桃形冠),冠的两耳垂搭双肩。面形饱满圆润,五官生动写实。右手当胸结说法印,左手置双膝上托经书(已失)。上身内着僧祗支,外披袒右肩袈裟,下身着僧裙,双腿裹在僧裙内。衣纹简括有力,具有较强的写实感,特别是身后的裙褶呈竖条状分布,富于装饰性,明显受到了同一时期西藏写实风格的影响。身下为方形卡垫座,座的正面上部自右至左阴刻“克胜亲王造”五字楷书款,字体端正柔美,如同手书一般。底部有完好封藏,保持着尊像原有的宗教神性。整体造型完美,做工精细,品相完好,是一尊稀有难得的藏传造像珍品。
同时发现的其他5尊果亲王造像包括两类题材,一类属于三十五佛,另一类是五世达赖喇嘛。其中,属于三十五佛的有两尊,分别为首都博物馆收藏的金刚不坏佛像和北京私人收藏家收藏的斗战胜佛像。两尊佛像的莲花座后部自右至左都刻有同样的“果亲王诚造” 五字款。五世达赖喇嘛像有三尊,分别为首都博物馆收藏两尊、国内私人收藏家收藏一尊。三尊像造型及形象特征完全一致,台座上都刻有“克胜亲王造”五字款,但刻款位置不同,前后左右不一。可见,三尊五世达赖喇嘛像与此次保利拍卖公司推出的一尊题材一样,对于研究和赏鉴保利这尊造像的时代、风格和题材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看到这尊造像,让人最感疑惑的是造像台座上的“克胜亲王造”刻款,4尊喇嘛像上都刻有“克胜亲王造”款。那么,克胜亲王为何许人也?对此笔者留意多年,并多方查寻和求教,一直苦无结果。后来拜读内蒙古大学教授那仁朝格图先生《果亲王允礼以及蒙译伏藏经》一文,受到重要启发,确定克胜亲王就是果亲王允礼。那仁朝格图先生文章中多处提及“康赛王”和“康赛亲王”名号,这两个名号以两种不同的形式出现。一种出现于允礼组织翻译的蒙文佛经题跋中,现在发现有“文殊皇帝第十七子和硕康赛亲王二十六岁时翻译”和“康赛王二十六岁时组织众译师翻译”两种不同的跋语,其中第一条跋语非常明确地指明了康赛亲王的身份,就是果亲王,因为前面所冠“文殊皇帝第十七子”与果亲王身世完全相符,非果亲王莫属,“文殊皇帝”即指康熙皇帝,是西藏和蒙古人对康熙的尊称。再一种形式出现于果亲王所用的印章上。目前发现有4方果亲王曾经使用的印章,其中有3方带有“康赛”名号,如其中一方印文为“文殊皇帝第十七子康赛亲王之印”,与蒙文佛经题跋中出现的形式一致。可见这些印章中出现的“康赛王”和“康赛亲王”亦为果亲王无疑。
另外,在《七世达赖喇嘛传》中也有多处记载出现了“康赛亲王”名号。如其中雍正七年(1729年)一处记载曰:“和硕康赛亲王所献织锦天女卷轴画及各种金刚装饰的坐垫等礼品,皇宫内的上师、一些王公官员、喀尔喀和鄂尔多斯部(首领)等请求皈依或问安的信札和礼品,康熙皇帝之四公主所献绘有汉地区域、技艺的箱子一个及织有布达拉宫观音菩萨像的绘制卷轴画等,此时由来人献给喇嘛。” 据记载,允礼曾与三世章嘉国师一起赴四川泰宁惠远寺护送七世达赖喇嘛返回西藏,因此《七世达赖喇嘛传》中记载的“康赛亲王”亦毫无疑问为果亲王允礼。
由上可见,“康赛王”或“康赛亲王”就是康熙皇帝第十七子允礼,也就是说允礼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名号,即“康赛”。回到刻有“克胜亲王”的造像上,我们不难看出“克胜亲王”中的“克胜”与“康赛亲王”中的“康赛”读音完全一致,都是音译名称,只是用字不同而已。可以肯定,“克胜”只是“康赛”的另一种汉字表现形式,“克胜亲王”就是“康赛亲王”,也就是果亲王允礼。但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既然“康赛王”和“康赛亲王”皆为果亲王允礼的名号,为何出现两种不同,一个带有“亲”字,一个没有。笔者认为应当分别代表了允礼两种不同的身份和地位,其中“康赛王”代表允礼尚未受封亲王,只是一个郡王,而“康赛亲王”则表示已受封亲王,在汉文文献中就是以“果郡王”和“果亲王”两个不同的封号表现其前后不同的身份和地位。据《清史稿》记载,允礼于雍正元年(1723年)受封为果郡王,雍正六年(1728年)受封为亲王。由此可见,“康赛王”和“康赛亲王”两个名号出现和使用分别在雍正元年(1723年)和雍正六年(1728年)之后,不仅表现出身份的不同,而且都带有时间上的明显标记。
允礼,全名爱新觉罗•允礼,清康熙皇帝第十七子,号自得居士、春和主人,生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自幼聪明持重,9岁时便随康熙帝到承德避暑山庄及塞外秋猎,其间在内蒙古多伦诺尔,亲眼目睹二世章嘉阿旺却丹受封为“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的经过。康熙六十年(1721年),正式参与政务,任中政殿知事。雍正元年(1723年)受封为果郡王,掌管理藩院事务。雍正三年,以“实心为国,操手清廉”,享受亲王待遇,雍正六年正式受封和硕果亲王。其后又多次升迁,雍正七年管工部,雍正八年总理户部三库,雍正十一年管户部,雍正十三年受命办理苗疆事务。雍正临终时委以重托,命他辅政。乾隆继位后,又受命“总理事务,解宗令,管刑部”。乾隆三年(1738年)二月逝世,享年41岁,乾隆亲临其丧,赐谥“毅”,因膝下无子,乾隆特将雍正第六子弘瞻过继与他。终其一生,先后辅佐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代君王,忠贞不二,勤恳清廉,深得三位君王的喜爱和重用,特别是雍正帝谕称他为“朕之子弟及世世子孙之表范”。允礼一生不仅勤于政事,而且兴趣十分广泛,工书法、精绘画、善诗文,并长于园林设计,皆有极高造诣,是一个“风流文采,雅娴翰墨”的皇子。其著述甚多,有《自得园文钞》、《春和堂集》、《工程做法》、《静远斋集》、《西藏日记》、《奉使纪行诗》等。
“克胜亲王”的身份明确了,这尊造像的塑造者、造像时间、造像题材、造像地点等问题皆可迎刃而解。其塑像者无疑就是果亲王允礼。造像时间无疑为果亲王允礼生活的时代,具体时间应为雍正六年(1728年)至乾隆三年(1738年),因为雍正六年是允礼受封“果亲王”的年代,这个封号一直延续到他逝世的乾隆三年。造像题材为五世达赖喇嘛,首都博物馆收藏的一尊刻有“克胜亲王造”的上师像的卡垫座上,同时刻有一行藏文,汉译为“稽首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由此可知造像表现的是五世达赖喇嘛,为此像及其他带“克胜亲王造”款识的喇嘛像的定名提供了图像依据。而造像地点应当与果亲王允礼生平活动的轨迹有关。他是地位显赫的亲王,主要居住在京城,京城有其专门的府地果亲王府,位于今北京西城区东官园西口;他又与蒙古佛教关系密切,一生致力于搜集整理佛教经典,尤其是宁玛派伏藏经典,组织众译师并亲自参与,将这些经典译为蒙文。由此可见此像的产地为蒙古或北京皆无不可;而此像表现出来的风格也皆与两地有关,都带有宫廷造像的鲜明特点,因为清代内蒙古造像也受到了北京宫廷造像的影响。
根据以上推论的结果,我们对于此像的认识可以得到进一步明确和深入,而其历史和文化艺术价值也将得到大大的提高和延伸。其一,此像作为果亲王允礼所造,体现了果亲王允礼在佛教雕塑艺术上的杰出才能,可以弥补允礼在佛教艺术方面文献记载之缺和过去人们对其艺术才能认识之不足。其二,此像既为果亲王允礼所造,可以确定其造像时间在1728年至1738年,主要集中于清代雍正时期和乾隆早期,这一时期正是内地藏传佛教造像艺术的空白期,文献记载及实物遗存都十分缺乏,因此对于研究清代雍正及乾隆早期北京及蒙古地区藏传佛教造像艺术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其三,此像属于藏传佛教诸神中的上师像,为研究允礼与藏传佛教的深厚因缘,尤其是允礼的佛教信仰归向——藏传佛教宁玛派提供了重要物证,因为五世达赖喇嘛就与藏传佛教宁玛派关系密切,清初宁玛派的重振就是五世达赖喇嘛扶持的结果。总之,此像在历史和艺术上皆具有补缺之重要价值,对于研究允礼的生平特别是允礼的佛教信仰和在佛教艺术上的成就、清代雍正及乾隆早期北京及蒙古地区藏传佛教造像艺术,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黄春和《清代果亲王允礼所造几尊佛像》,2012年《首都博物馆馆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