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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6 张瑞图 1625年作 草书《永州新堂记》 手卷

草书《永州新堂记》
拍品信息
LOT号 4016 作品名称 张瑞图 1625年作 草书《永州新堂记》 手卷
作者 张瑞图 尺寸 画心31×623cm;题跋31×65cm 创作年代 1625年作
估价 4,000,000-5,000,000 成交价 RMB 4,600,000
出版:《张瑞图草书永州新堂记》单行本,上海书画出版社,2017年。

著录:《中国书法全集·55张瑞图》,第23页,荣宝斋出版社,1992年。
题签:二水墨妙。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台北装池。
题识:永州新堂记。将为穹谷嵁岩渊池于郊邑之中,则必辇山石,沟涧壑,陵绝险阻,疲极人力,乃可以有为也。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状,咸无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难,今于是乎在。永州实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环山为城。有石焉,翳于奥草;有泉焉,伏于土涂。蛇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树恶木,嘉葩毒卉,乱杂而争植,号为秽墟。韦公之来,既逾月,理甚无事。望其地,且异之。始命芟其芜,行其涂。积之丘如,蠲之浏如。既焚既酾,奇势迭出。清浊辨质,美恶异位。视其植,则清秀敷舒;视其蓄,则溶漾纡余。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窍穴逶邃,堆阜突怒。乃作栋宇,以为观游。凡其物类,无不合形辅势,效伎于堂庑之下。外之连山高原,林麓之崖,间厕隐显。迩延野绿,远混天碧,咸会于谯门之内。已乃延客入观,继以宴娱。或赞且贺曰:“见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而得胜,岂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择恶而取美,岂不欲除残而佑仁?公之蠲浊而流清,岂不欲废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远,岂不欲家抚而户晓?夫然,则是堂也,岂独草木土石水泉之适欤?山原林麓之观欤?将使继公之理者,视其细知其大也。”宗元请志诸石,措诸壁,编以为二千石楷法。天启乙丑春果亭居士书于东湖之晞发轩中,瑞图。
钤印:张瑞图印
鉴藏印:北楼珍秘、周氏古琴阁、翁斌孙印、墨幸宝爱
题跋:明季后期三家黄道周、倪元璐、张二水乃一代风流人物也。黄、倪二人传世作品世不多见,而张氏之作品以绫绢本为多。此卷纸本如新,墨色黝黑,诚乃稀睹之佳构也。丙子夏月龢溪仁恺拜观于杨氏荷砚斋,时年八十一岁,将有欧洲之行,倚装题记。钤印:杨氏、沐雨楼
说明:
1.翁斌孙、金城递藏。翁斌孙(1860-1922),字弢夫,号笏斋,江苏常熟人。光绪三年(1877)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历官直隶提法使。有《笏斋覆瓿集》。
金城(1878-1926),原名绍城,字巩伯,号北楼、藕庐,浙江吴兴人。工诗、书画、篆刻,善山水、人物、花鸟。曾办“湖社”画会,影响全国。
2.周墨南题签。周墨南,斋名古琴阁,山东人。上海复旦大学毕业,赴台后经营古玩书画生意。与张大千、溥儒等交往颇多。
3.杨仁恺题跋。

奇逸纵横 独标气骨
——《张瑞图草书永州新堂记》漫谈
诸文进
2017年7月上海书画出版社以大开本形式出版了《张瑞图草书永州新堂记》,除以原寸展示原作面貌之外,更利用大开本的优势,以“二竖行”的放大方式,力求展示张瑞图此帖中的用笔结体及章法营构细节,墨迹毫端毕现,经得起反复观摩,几如上手捧帖,所谓读帖快意,无过于此吧。尤有意义的是卷后附简洁而不简单的《张瑞图年谱》,以供读者参考,了解张瑞图其人其事,更能体会作品深意,亦可使通过年谱对张瑞图产生兴趣的爱好者另作进一步的延伸阅读。
此作通篇以其拿手的草书书写,用笔凌厉迅疾,结字奇崛方峭,充分体现了他典型独特的艺术风格。技法熟练果断,气势淋漓,点画呼应,笔势协调,章法上结字劲挺,行间疏朗,字距紧密。其用笔的质朴平直和结构的稚拙古雅,似源自其魏晋风格的小楷,而注重字形结构的安排,又是其行书风格的体现,同时融入了章草简练含蓄的笔法和凝重古拙的字形。故秦祖永在《桐阴论画》中言道:“瑞图书法奇逸,钟、王之外,另辟蹊径。”而梁巘更是在《承晋斋积闻录》曰:“张二水书,圆处悉作方势,有折无转,于古法为一变。”
此作书于天启乙丑(公元1625年)春,属于张瑞图书法中期阶段的作品,即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到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之间。这是张瑞图书法的个人风格已达到成熟并逐渐强化,在创作上获得巨大收获的阶段,也是仕途上最为得志和辉煌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张瑞图在官场上顺利畅达、屡获升迁,其书法风格也日益成熟,不仅擅书之名逐渐显著,亦使他对自己书法的自信心进一步加强。因而很快稳定了自己的书风,产生了大量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而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以前的早期阶段,张瑞图虽以擅书名世,但还处在临摹学习和摸索个人风格的初期。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以后,张瑞图致仕还乡,步入风格晚期阶段,由于对佛学的笃信和隐士生活的影响,有向传统用笔法回靠的趋向。故而后人对于张瑞图书法的评价和分析,基本是以其中期作品为依据。
《永州新堂记》,全称《永州韦使君新堂记》,是柳宗元的古文名篇之一,作于唐元和七年(公元812年)。其时作者已被贬为永州司马多年,正值顶头上司的刺史韦氏新堂落成,柳宗元以其大文豪生花的妙笔,借建设新堂之寓意,道出了韦使君的清明之治,充满了积极向上的激情。
张瑞图精心书写柳氏此篇或正反映了当时他复杂的心境。与柳宗元的被贬不同的是张瑞图是主动躲避党争。从万历三十五年登进士授编修到崇祯元年致仕还乡,期间二十一年间,张瑞图至少四次回乡休假。而每一次不是躲过了京察大计中的诸党交锋,就是避开了著名的红丸、移宫两案。此次更是在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春,阉党与东林党矛盾公开激化、剑拔弩张的前夕,抽身而退,再次告假,躲进家乡的田园生活中。到作品书写的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春,一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居住于家乡福建晋江城外东湖之滨,远离庙堂,寄情山水,或与好友诗文酬唱,或是书画自娱,过着悠闲自在的生活。
显然,张瑞图在政治上上采取的是沉默躲避的立身原则。在明代史料中难觅张瑞图的一疏奏折乃至对政治人物或事件的一点见解亦可得到佐证。柳宗元因参与永贞革新而被贬,张瑞图一定深以为戒。然他亦曾悔叹:“不谓好男子竟被吕氏做成矣!”(魏忠贤先选中了同为晋江人的吕图南,为其生祠书写碑文,但未能得到,转而命张瑞图书写。)可见,对于成为治理永州 “韦刺史”式的能臣,他心中不免又有向往。此种矛盾心理充分反映了他性格上的弱点。
到了同年(天启五年)十一月,朝廷升张瑞图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协理詹事府事,并充《明实录》副总裁天启六年夏,张瑞图到京就任。七月,入阁办事。忠贤生祠碑文,多其手书。
至崇祯二年,思宗命阁臣韩爌等主持定“逆案”。开始,韩爌等将魏忠贤以下一百余人,按罪行轻重分列七等。思宗看后大为不满,并问张瑞图为何不在其中,韩爌等答以“无实状”,思宗谓:“瑞图为忠贤书碑,非实状耶?”遂将张瑞图以“结交近侍又次等”之罪,名列“逆案”第六等,论徒三年,后纳资赎罪为民。
张瑞图虽最终位列“魏家阁老”,明哲保身的方针却使他从未直接卷入过最上层的党争漩涡,未参与任何重大事件。故而后来韩爌等人的结论是“无实状”,而思宗坚持定罪之所据也仅仅是因为张瑞图书碑一事。
晚明混乱不堪的政治经济局面,不仅预示了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而且在文化艺术领域也产生了新的审美风气。受时局和性格所限,张瑞图在仕途上没能成为经略治国的能臣。但其艺术上的才华却使他成为晚明时期最有创造性的书法家之一,时人将其与邢侗、米万钟、董其昌并称为晚明“善书四大家”。
邢侗、米万钟二人虽不学赵孟俯之体,却未离二王樊篱。董其昌虽公开挑战赵孟俯,然其体貌姿态仍不离圆、秀,仍意在弘扬帖学、重振钟、王风神。
惟有张瑞图,重学养、弃旧学,勇于创新。他曾写道:“晋人楷法平淡玄远,妙处却不在书,非学所可至也……坡公(苏东坡)有言:‘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假我数年,撇弃旧学,从不学处求之,或少有近焉耳。”
故张瑞图虽与邢侗、米万钟、董其昌并称,然其书风与邢、米、董三家迥然有别,而他的另辟蹊径则具有晚明浪漫主义狂飙所掀起的时代精神,是明末书坛变革中反叛传统、绝去依傍的一个实例。在他的影响下,其后的黄道周、倪元璐、王铎、傅山等人亦为一时风气所趋,力振摩刻之风,颇能振聋发聩,开启了晚明书坛改革鼎新的先河。
然而其依附魏忠贤,有违圣贤之教,其行径为士林所不齿,被《明史》列入“阉党”。这些罪状在传统“书以人重”、“书如其人”的传统儒家艺术观点看来,实在是人品低下,进而与其书艺成为无法自圆其说的一对矛盾。传统史籍中对其的记载往往轻描淡写,一笔带过。
倒是在东瀛,从江户时代起就因黄蘖的隐元禅师东渡日本时带去张的书迹而对日本书坛产生了巨大影响,进而极力推崇张瑞图之风。可以说,在日本,张瑞图的作品才摆脱了所谓“人品”问题的羁绊,回归了书法艺术的本源。即书法格调的高下更多还是取决于其审美观念和修养。
南明隆武二年(公元1646年),唐王朱聿键为张瑞图被列入“阉党”一案平反,赐谥文隐,重新祭葬。时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林欲楫为张瑞图撰写数千言的《明大学士张瑞图暨夫人王氏墓志铭》,列举十数件张瑞图与魏忠贤曲折斗争的大事为其翻案。
不论此案的是非曲折,单看墓志铭至少也从侧面反映出晚明那一段特定的历史时期上层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张瑞图在明朝末期的官场,极其腐败和黑暗的局势中,凭借其政治上的敏锐度,为官处事的谨慎圆滑和敢于走出庙堂的决心,虽不能位极人臣,一展抱负,却做到了既能周旋于各派系之争,几度顺利升迁,又能每每在恰当的时机,避世自保。这并非是一介书生所能轻易做到的,乱世中的经世之才在远离党争伐斗,畅游名山大川后,归隐于乡间,寄情笔墨,纵意纸上,终使其位列艺林,蜚声海外。
近人张宗祥在《书学源流论》这样评述:“明之季世,异军特起者,得二人焉:一为黄石斋(黄道周),肆力章草,腕底盖无晋唐,何论宋、元;一为张二水(张瑞图),解散北碑以为行、草,结体非六朝,用笔之法则师六朝。此皆得天独厚之人。”张、黄二人人生结局不吝天壤之别,而二人书艺又都是如此得天独厚。既是时代的要求,又因他们独标气骨,力矫积习的创新精神。张瑞图这种锋芒毕露,纵横奇崛的书风正是其在其人生各种经历中,凭借自己的独特视角和思维模式的产物,为其后清代碑学的兴盛铺平了道路,其强烈的个人风格对当代书坛亦有深远影响。本篇《永州新堂记》为张瑞图成熟期时期的代表作之一,自当在书林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