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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7 清乾隆 御制胭脂红地番莲花卉套炉钧釉太平有象转心瓶

御制胭脂红地番莲花卉套炉钧釉太平有象转心瓶
拍品信息
LOT号 5537 作品名称 清乾隆 御制胭脂红地番莲花卉套炉钧釉太平有象转心瓶
作者 -- 尺寸 高40.2cm 创作年代 清乾隆
估价 咨询价 成交价 RMB --
著录:
• 首都博物馆编,《香江雅集——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特展》,文物出版社,2018年,编号195
「大清乾隆年制」款
备注:
• 香港苏富比,2011年4月8日,编号3072

展览:
• 《香江雅集——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特展》,2017年9月30日-12月3日
• 保利艺术研究院、保利艺术博物馆,“弘历的世界II——郎世宁绘《纯惠皇贵妃油画像》暨18世纪盛清宫廷艺术的西洋风”,北京,2021年10月15日-11月02日

本器撇口束颈,两侧各饰一象耳,丰肩鼓腹,足部外撇。口足皆以胭脂红釉为地,轧道工艺锥剔凤尾形卷草纹,锦地华美繁丽;其上衬洋彩花卉,洋莲曼妙婉转,菊花及变形蕉叶纹间隔而饰,肩部、胫部凸雕如意云纹各一周,金灿光艳;两侧象耳栩栩如生,彩绘细腻,毫发毕现,眼含悦乐;腹部饰炉钧釉,红紫、蓝绿交融激荡,釉色近雍正时期特色。足内青花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

秀雅隽永 已知唯一炉均转心瓶
此品如大家闺秀,清新脱俗,婷婷立于一众纷繁富丽、精雕细琢的转心瓶中。在深受巴洛克风格影响之余,她依旧葆有着雍正时期对秀雅的追寻,如隽永的宋词,观之神怡,久久难忘。
存世之转心瓶中,多满布洋彩、粉彩。以单色釉为主体,腹壁既无繁复彩绘,亦未显露复杂雕工者,凤毛麟角。本器便是为数不多的几例之一。
相类例如故宫博物院藏清乾隆仿哥釉洋彩转心瓶,琮式瓶周身饰仿哥釉,口部及内胆以洋彩装饰,见《登峰造极乾隆粉彩镂空转心瓶及其他》,《紫禁城》,2007年三期,页168。此件极有可能是乾隆七年,唐英进贡之“洋彩蓍草玲珑哥窑瓶一件”。另一相似例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厂官釉金花葫芦转旋瓶,主体施茶叶末釉,其上以金彩绘云蝠纹,见《华丽彩瓷:乾隆洋彩》,台北故宫博物院,2011年,图版67。故宫博物院亦藏一相类葫芦形转旋瓶,以金彩于茶叶末上绘莲花,见《中国陶瓷全集》15 清(下),图版107。此类虽以色釉为主体,但口部及底部仍多见洋彩、粉彩装饰,有如清雅之画卷裱以华美的锦缎,愈发衬托出色釉之美。于富丽华贵中,更显端秀静雅。
同样素雅者有之。但以炉钧釉为主体装饰者,此为已知唯一。
炉钧釉,始见于清雍正年间。雍正七年,为仿宋代钧窑之效,唐英派幕友吴尧圃前往河南,调查钧窑釉料的配制方法,由此诞生了窑变、炉钧等各式仿钧精品。清宫档案中或为炉钧釉器物的记载始见于雍正八年,故或成功烧制于雍正七年、八年前后。其制作工艺颇为复杂,需先高温烧制素胎,后吹炉钧釉,再入窑低温烧制方成,蓝、绿、红紫、月白各色交融垂流,厚润而灵动。唐英深喜炉钧釉釉色的流淌之美,在《陶成纪事碑记》中载:“炉钧釉,色在广东窑与宜兴挂釉之间,而花纹流淌变化过之。”艺匠心血叠加自然天成,出窑色釉各异,流淌变幻莫测,绝无两件相同,件件别具一格。
本品所施炉钧釉,明艳的松石绿色与紫蓝色交融,色近雍正时期著名的“高粱红”,垂流如瀑如峰,气象万千,似将天地之灵气与无言大美融汇于斯。有一炉钧釉灯笼尊,釉料色效果与本品相近,见康蕊君,《玫茵堂中国陶瓷》卷二,伦敦,1994年,图版923。清朝御窑烧制不少炉钧釉器,惟如此件之精品才署以雍正或乾隆年款,殊为珍贵。后世清人虽延续烧造,但仍无法重现自然垂流之感,只得以笔绘仿之,可见雍乾炉均工艺之艰深。以雍正时期创制之炉钧釉为主体装饰,发色亦近前朝,皆展现出秀雅的审美取向。
本瓶颈足绘饰洋花,余隙作锦上添花,纹饰繁密细腻,与炉钧釉中的紫红斑纹相呼应,充分得见艺匠巧心。洋彩始于雍正年间,受西洋文化影响而创,制于景德镇御窑厂,所用颜料与珐琅彩相同,模仿西洋画法。洋彩“须选素习绘事高手……必谙熟颜料、火候之性,始可由粗及细,熟中生巧”(见唐英《陶冶图册》),故得有“人物、山水、花卉、翎毛,无不精细入微”(见唐英《陶务述略碑记》)。清宫旧藏一例乾隆锦上添花玲珑胆瓶,纹饰绘工皆与本品极为相似,或出自同一艺匠之手,见《华丽彩瓷 乾隆洋彩》,台北故宫博物院,图版68。
所绘芬繁之洋花中,洋菊最为稀见。菊花傲霜晚香,博得花中君子之美名,自古得文人欣赏追寻,乾隆皇帝曾作诗盛赞菊花“秋卉中宜作盟主”;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语,成为千古文人之座右铭;菊花亦有延年轻身之效,成为长寿的象征,“万寿菊”便曾精心种于清宫之内。菊花于秋风起时渐次盛开,恰于乾隆生日前后(阴历八月十三日)。寓意长寿之洋菊翩然绘于器身,花心作罕见桃形,皆蕴含着臣子对乾隆万寿之祝愿。
菊花原产于中国,后由日本传入欧洲,明末清初回流中国的品种,得名“洋菊”。乾隆时期流行栽种之,培育出百余品种,并命宫廷画家绘洋菊图谱,便于日后考证。故宫博物院藏多件洋菊图卷,如钱维城绘《洋菊图卷》、汪承霈绘《洋菊四十四种图卷》等,皆细腻描摹各式洋菊,蔓卷芬芳。另有佚名《乾隆皇帝洋菊四十四种诗意图》,刊录四十四首乾隆咏菊诗,为乾隆三十七年,于圆明园赏洋菊时所作,配以花景,设色明丽,画法精湛,可见乾隆对洋菊之珍赏。
雍乾之际,中西文明交流紧密,深得帝王赏识的传教士常将中式题材,融汇西洋绘画技法。故宫博物院藏一郎世宁绘《花鸟图•菊花页》册,描绘菊花一丛,以色彩深浅渲染、透视之法营造出立体效果,或粉丽或橙艳,花心饱满金黄,姿态恰如此瓶所绘洋菊。此种画法在瓷器上极为稀见。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一对乾隆洋彩翠地锦上添花玉环胆瓶上,洋莲之花心与此件相似。二者或都借鉴了洋菊及西洋绘画手法。

奇技新巧 唐英精心构造督制
最为稀有绝妙处,乃其腹部可轻轻旋转。炉钧之色,古雅悠然。缓缓转动间,静谧中蕴流淌之感,似云霞瀑布。华丽洋彩上下衬饰,如清雅的山水画轴,气象万千。
转旋之技,古已有之。元代景德镇曾制高足转杯,以子母榫嵌套原理,使杯身可以在高足上转动,见刘金成著《高安元代窖藏瓷器》,北京,朝华出版社,2006年,页70-71。此后几百余年,转旋器极少,至雍正时期,清宫中开始出现“转桌”等转旋器。雍正八年曾传旨命做独梃圆桌,“座子中腰安转轴,要推的转”。故宫博物院藏紫檀红漆彩绘描金螭龙花卉纹圆转桌,或即按雍正旨意所制。有趣的是,作为督陶官的唐英也曾进贡转桌一对。清宫《宫中进单》中载,乾隆十八年,“九江关唐英进波罗漆圆桌成对”。故宫博物院仅见一对波罗漆面心圆桌,紫檀波罗漆制,桌面下安圆柱式独腿,分上下两节,下节顶端设轴,上半节有圆孔套在轴上,使桌面可以转动。据胡德生先生考,这对应该就是唐英所进贡,见《中国古典家具》,文化发展出版社,2016年,页15-16。
高宗承先祖康熙帝对科技创新的追求,搜罗有机械装置的饰品玩物,对可转动、奏乐的时钟格外青睐。乾隆二年,高宗降旨命西洋传教士制作“自行转动风扇”;乾隆四年,命西洋人做自行人自鸣钟。今日故宫博物院藏乾隆铜镀金福禄寿三星钟,底层四面设窗形孔洞,内绘山水。弦满开动后,八仙随链条做圆周运动,于钟体四面开光中循环出现,效果与转心瓶有相近之妙,见《日升月恒•故宫博物院藏清代钟表》,紫禁城出版社,图版16。有人物跑动、水法运转等效果的时钟,迎合了乾隆皇帝对新颖奇技的偏好。
元代瓷器、传统民俗之走马灯,或是同时期的中式家具、西洋机械玩物,开启清朝瓷器转旋的直接缘由莫衷一是,但它们都是乾隆融古通今之大成的绝美见证。书写清朝转心瓶之华美篇章的功臣,无疑有督陶官唐英。
在清代御窑史上,唐英是彪炳史册的人物。正是在他的不懈努力下,雍正乾隆时期的御窑瓷器攀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有别于其他大部分督陶官,唐英曾驻场数年,与窑工同食同宿,专心研究瓷器烧制,得以深入领会物料、火候、生克变化之理,从此不再只能听任工匠,而可以自行审度,甚至创新。为满足乾隆对“新样”瓷器的期待,唐英兢兢业业,自费创制新式瓷器,耗资不菲。创新品种中,转旋瓶当属工艺最为繁难、最为贵重,也最为稀见的一种。
流传至今的转心瓶中,每种样式仅见一件或一对。台北故宫博物院余佩瑾先生将转心瓶的转旋方式归纳为两组,共四类,但四个类别中,也存在不同的组装粘合方式(见《唐英监造转心瓶及其相关问题》,《故宫学术季刊》三十一卷第四期,页217-218)。唐英督陶期间的每一款转心瓶,或许都经过他精心构思、设计、绘图,并监制完工,其中的每一处机关、每一种组合方式,或许都出自他的笔下。
自纹样、转旋方式、款识等观之,此器当为乾隆早期所制,出自唐英手笔。纹饰与本器相仿者,见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冬青拱花转旋大碗一对,出版于《华丽彩瓷:乾隆洋彩》,台北故宫博物院,2008年,图版63。转旋碗所绘如意云纹与本器颈部、足部所饰,极为相仿。
转旋方式相似者,见两岸故宫珍藏数例:
•前述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厂官釉金花葫芦转旋瓶,葫芦瓶底与青瓷盘心结榫套合。轻轻拨动瓶身,葫芦瓶便可在青瓷盘上旋转。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洋彩玲珑旋转渣斗一对,刊载于《华丽彩瓷:乾隆洋彩》,台北故宫博物院,2011年,图版71。渣斗由四部分组成,撇口颈部、镂空器腹、内胆及足部分别烧造后,以榫结套合。轻轻推动镂空腹部,可使之转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洋彩翠地山水诗意双喜尊,刊载于《华丽彩瓷:乾隆洋彩》,台北故宫博物院,2011年,图版66)。其分三段接合,颈部可随手推动旋转。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一相类器,或与台北故宫馆藏原为一对,见《鬼斧神工转旋瓶》,《文物天地》,2016年12月,页101。
基于现有资料,推测此件转旋瓶以四部分分别烧造后组装而成:洋彩瓶颈、松绿釉内胆、炉钧釉腹壁、洋彩底座。经由窑火烧成之瓷器,经过巧妙设计、严密计算、精确烧造,才能保证各部分形制大小匹配,能恰到好处地榫合一体。此件转心瓶所展现出的超乎寻常的复杂组装,凝结着一代督陶官的智慧与苦心孤诣。
细观上诉六件(对)之款识,皆为六字三行青花篆书款。除未找到款图的两件,及茶叶末釉葫芦转心瓶外,余者写法与本器款识如出一人之手。加之装饰风格颇为相似,结合清宫档案及台北故宫博物院《华丽彩瓷:乾隆洋彩》一书中对转心瓶制作年代的分析(见汇总表),可知此件炉钧釉转旋瓶当制作于乾隆早期,极有可能制于乾隆十一年之前。
乾隆十一年前后之《活计档》中载,乾隆八年,唐英先后烧得进贡“玲珑交泰瓶等十件”,“夹层玲珑交泰等瓶共九种”、“玲珑交泰瓶等十件”,次年又“烧得上色锦上添花转旋尊瓶碗等十八件”,此瓶极有可能是上述之一。
仔细详查,乾隆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的一条档案尤其引人注目:交“洋彩锦上添花太平有象双兽面尊一对,传旨着急速配座”。其描述与本器基本对应,但并未标注“转旋”。同一日,唐英贡入“上色锦上添花转旋尊瓶碗等十八件”,乾隆亦曾命为“洋彩山水诗意连架靶碗一件、洋彩东青地玲珑如意元式蓍草瓶一对、洋彩黄锦地乾坤交泰转旋瓶一对”,配匣入乾清宫珐琅器皿。可见当年当日,曾贡入转旋器多件,且并非所有转旋瓶的命名中,都写明转旋二字(如前引“洋彩东青地玲珑如意元式蓍草瓶”当为转旋瓶,但名称中未提及),那么前面所引“洋彩锦上添花太平有象双兽面尊”有可能指的是本器。
存世器中,亦有能堪此名的器物。一件洋彩炉钧釉瓶上拍于苏富比纽约1989年5月31日(编号202),后于佳士得纽约1999年9月16日(编号384)再次上拍。其装饰与此器如出一辙,尺寸相仿(高38.7cm),仅无转旋功能,无疑与本器紧密相关。1989年图录中描述其书矾红底款,而1999年上拍时,打洞修理,款图为青花款。它是转旋瓶之原型,或为此后烧制之简单款待考。
此外,另有几件同样饰以象耳的转旋瓶,如故宫博物院藏乾隆黄地镂空干支字象耳转心瓶等。无论是否在清档中被详细提及,本器无疑制于乾隆早期,即唐英督陶期间,为唐英精心设计、悉心督造的乾隆御窑精品力作。相较其他转心瓶,其以单色釉结合洋彩的设计更为典雅端素,审美更近雍正时期,且单色釉为主体的其他转心瓶多制作于乾隆七年、八年间,故本器极有可能属于唐英最早创制的转心瓶之一,有可能制作于乾隆九年。
转心瓶的影响或许还波及了其他材质作品的制作。清宫旧藏中有一件清中期掐丝珐琅锦纹象耳瓶,尺寸较大(高61cm),近口处之蝴蝶纹、器腹之锦纹等与本器相异。极为难得的是,该器同样有转旋之能,且瓶颈两侧皆饰象耳,颈部下端及底座上端皆作如意云形,两者当出自同一设计,其中的借鉴承继关系待考。

制作精绝 彰显帝国威仪
转旋器制作极其困难,步骤烦琐,从拉胚至施釉、轧道、彩绘,各部分分别烧造,再套叠而成,每一部件尺寸需经过精心计算,须一丝不苟,对胎料把握、成形工艺、烧造温度等皆有极高的要求。一旦出现少许变形便会前功尽弃,成品率极低。由于技术难度极高,烧成颇为耗时。据《活计档》载,乾隆十八年五月十二日曾命景德镇“烧造斗龙舟打筋斗人转旋瓶一件”,而唐英烧成送到,已是乾隆十九年十一月初四日,费时达十八个月之久。
工艺复杂、成品率低、耗费工时长,使其制作成本极高。乾隆二十八年至三十年间,督陶官海福共烧造捐贡瓷器九百六十一件,大多耗费不足5两。转心瓶之成本普遍较高,如百子太平大转瓶,银55两。所列成本最贵者,为“丹凤来仪转瓶”,耗银达60两之多。且转心瓶无法一次烧制成功,如前述丹凤来仪转瓶,成功一件,烧造破损两件,破损的花费是120两银。相当于成功烧制一件转心瓶的所有成本可高达180两。据学者考,乾隆年间正一品官一年的俸银不过180两,仅够成功烧造一件转心瓶!无怪乎唐英上报乾隆,提及新创的瓷器样式“工料不无过费,故未敢多造”。或许是考虑到成本和成功率,乾隆皇帝下旨,此后按节日进贡十数件即可,成对最好,单只也行。故留存至今的转心瓶数量极少,件件精品。
乾隆二十二年,副催总五十不小心将“洋磁转旋瓶三件”磕坏二处,不仅被罚钱粮一年,还被重责四十板。可见清宫对转心瓶的重视程度,远非一般瓷器可以比拟。自设计、成造,至运输,自唐英、协造官、催总、副催总,至每一道工序上的艺匠,方有今日我们所见之绝世佳作。存世的每一件转心瓶都凝结着无数人的心血,诠释着鼎盛王朝的审美与追求,可谓无价之宝。
转心瓶不仅可赏玩,亦可作为花插陈设宫中,常配牙花等物。陈设地点有圆明园、宁寿宫、热河布达拉庙、永安寺等。转旋瓶多于元旦、年节和万寿节庆典等摆设,凸显其地位特殊,为珍稀之选、祥瑞之兆,深得帝王青睐与珍惜。
转旋瓶还曾作为帝王的礼物,赏赐给达赖喇嘛、班禅与葡萄牙国王及来使。乾隆十年,“五彩转旋磁花瓶”是备赏达赖喇嘛的礼物之一;乾隆十四年,“磁转旋花瓶一对”备赏班禅。
对葡萄牙的赏赐更显隆重。乾隆十八年,葡萄牙国王派遣使团来华,巴哲格为使团正使。乾隆皇帝对此次会面极其满意,屡次设宴款待使臣巴哲格,并给予他们超越规格的丰厚赏馈。在给葡萄牙国王的礼单中(见《赏西洋国王礼单》,《明清史料庚编 下册》,中华书局,1960年,页1500),甚至有“磁法琅壶二件、磁法琅卤壶二件”,或即珍稀之珐琅彩瓷。清单中同样珍贵,甚至更为贵重的,还有“冬青釉旋转瓶二件”。相比之下,给使臣的礼单有“磁法瑯橄榄瓶一对”,但无转旋瓶。由此或许可以推断,转旋瓶之地位及珍稀程度不逊于,甚至可能高于“磁法瑯”。
乾隆皇帝对使臣巴哲格尤其热情,在端午庆典之时,特赠其一件龙舟转心瓶。此外,乾隆还将自己日用的烟草瓶,甚至是极少赏赐的亲笔书画,也一并赠予。转心瓶等级之高,堪与乾隆皇帝日用品或亲笔书画比肩。
赏赐当日,乾隆作诗《端午日奉皇太后观竞渡》中言,“远人许预天中赏,欲使重瀛盛世宣。”诗末注曰,“是日,西洋博尔都噶里雅国使臣亦命入御园观览”。(博尔都噶里雅,即葡萄牙。)自“欲使重瀛盛世宣”一句,可见乾隆对巴哲格的款待,更在于让大清盛世的繁荣芳名远播。当带有机械感的转旋瓶被赐予外国大使,其成功烧制,已超越了乾隆对新巧之物的个人喜好,而成为国家实力的象征。乾隆末期,英国使节马嘎尔尼到访,乾隆皇帝曾谕马嘎尔尼言,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自造自鸣钟、转旋瓶,或许便意在彰显这“无所不有”、无所不能。
赠予,还带着居高临下的姿态。巴哲格离京至广东,广东巡抚苏昌奏折中称其为“贡使”,并言“外洋夷人”对乾隆的种种恩宠,格外感激,只愿“早回本国,宣扬圣恩广大,使海外诸国咸知感戴”。这种恭维不一定出自巴哲格本意,却代表着清代朝臣对乾隆意图的揣测。转心瓶不但有宣扬国威之能,还代表了大清君主对西方文明的恩赏。
此件转旋瓶乃唐英最早创制的一批,为其精心竭力之杰作,制作难度极高,工时钱款所用极多,上承元代转杯,旁引西洋机械妙理,开一类之先河,且以色釉、洋彩结合,于转旋瓶中极为罕见,炉钧釉装饰更是独一无二。她曾是御窑厂的天之骄子,是清宫瓷器中众星捧月的明星,是深受乾隆皇帝珍视之御窑绝品。几百年间,曾经近距离欣赏过她的美的人,或许不出百人。曾经拥有她的人,见证着她的荣光,更是无上身份的象征。
乾隆时期,王朝国力强盛,正值清代政治、经济、文化的繁盛时期。摹古典雅之风盛行一时,巴洛克华丽之风吹进宫廷,四海之艺咸集,溯古启今,各式工艺百花齐放。没有乾隆对创新的期许与要求,没有唐英精益求精的追寻,没有窑工勤勉耕耘与精湛的制瓷水平,不可能诞生如此精巧、精美之工艺绝技与审美高峰。如此种种,汇集成一个王朝的鼎盛之音!唯有强大而自信的时代,才有融汇百川的胸襟与实力,有开疆辟土、不断创新的勇气与能力。转心瓶,便是这一切的产物与代表;炉钧釉流淌之云水飞瀑,是王朝鼎盛时期,锦绣河山的写照,凝汇彰显出盛世帝国威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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