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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8 清康熙 铜胎掐丝珐琅西洋人物像

铜胎掐丝珐琅西洋人物像
拍品信息
LOT号 5638 作品名称 清康熙 铜胎掐丝珐琅西洋人物像
作者 -- 尺寸 高42cm 创作年代 清康熙
估价 2,800,000-3,800,000 成交价 RMB 3,910,000
出版:“A Tale of Three Cities: Canton, Shanghai & Hong Kong, Three Centuries of Sino-British Trade in the Decorative Arts”, London, p.159, no.205

清康熙年间的掐丝珐琅器代表着清早期珐琅工艺的发展状况,具有很强的时代特点,在有清一代的珐琅器制作中有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在这独特的时代背景下,也导致了康熙时的珐琅器所呈现的风貌绝非一种,而是具有一种经不断地实践探索与经验积累、进而发展完善的多样性。康熙初期的珐琅器,主要是以遗存于宫内的明代御用监制造的掐丝珐琅器为样本,其所成的珐琅器色彩纯正、釉表光洁、所制掐丝纤细匀称、纹饰布局规整,这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优点,直接影响着后世珐琅工艺的发展。不同于早期的探索,自康熙十九年(1681年)设置珐琅作之后,宫廷御用的掐丝珐琅器便得以大规模和规范化的生产。
就传世的康熙时期珐琅器而言,与画珐琅、内填珐琅相比,掐丝珐琅器中鲜有带康熙年款者,且在多样的风格中,又以细丝粗釉和匀丝浓釉这两种珐琅器制品最为殊特,基本上反映出了此时代的特色。诚如本品则属匀丝浓釉一类,且不同于多见的炉甁盒小件,而是立体塑成西洋人物造型。人物体量颇大,高至一尺有余,站立于大理石方座之上,通体鎏金錾刻衣纹,顶帽、披风以掐丝珐琅工艺填饰,并于颈部衣领处兼施錾胎珐琅之法。
人物深目勾鼻,廓耳凸颊,鬓发及眉须浓密卷曲,发丝纤细;腰背挺直,双臂张开上抬,分置于胸前,作布道之势;头戴礼帽,身着对襟双排扣衬衣,长裤筒袜,脚蹬尖头靴,外披长可及地的斗篷,并系于胸前。衬衣长裤、下摆筒袜,均细细錾刻花纹装饰,精致细腻,鎏金亮丽。其帽顶、折沿均掐丝折枝花卉纹为饰,并分施松石绿及粉紫二色;衣领填以白色珐琅釉,宝蓝色的披风则以掐丝之法满饰花卉纹,且将衣纹褶皱巧妙地表现而出,工艺精致,可见用心。且其披风所用宝石蓝,明快鲜亮,清初宫廷礼服多用蓝色,与蓝天呼应,为康熙帝所喜,多见于康熙一朝的绘画及工艺品上。
根据此人像的样貌特征及时髦的服装样式,颇具十七世纪路易十四时期的巴洛克服饰风格。譬如其上衣是从背缝和两侧收腰,在两侧摆处取褶,使下摆向外张开;对应的后背缝应也是在底摆处开衩,这样的设计是以便于骑马。到17世纪80年代,这种衣长及膝的长外衣腰身更加合体,名称也改为“究斯特科尔’(Justaucorps),意为紧身合体的衣服。且袖口宽松、下摆两侧各有大口袋,是当时欧洲的典型服饰特征,为重要场合所穿着的礼服样式。
自汉代始,便有使臣来汉,建立了友好的中西往来,时至明朝万历年间,著名的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Ricci)来到中国居住。随着他的到来,晚明士大夫学习西学的风气逐渐升温,由明万历至清顺治年间,一共有一百五十余种的西方书籍翻译成中文。此后不断有各种的传教士及欧洲贵族来华,并带来了先进的欧洲文明,引起了当朝统治者的浓厚兴趣,其中尤以康熙帝最为热衷。带有西方透视技法绘制的画作、以欧洲女性为主题的鼻烟壶、开光内表现圣母子等宗教题材的粉彩瓷器、欧洲的古董钟表等,从当时产生的这些带有浓厚西方特色的艺术品中即能看出,中西文化之间的相互渗透、交融汇聚,以及上之所好带来的下必甚焉。
本品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单纯地以一个西洋人物作为表现主体,而非作为题材依附于某种器物媒介;且并非像大多数保留下来的来华洋人的画像,表现成换作中国服饰样式的形象。可以看出此人像的服饰保留了欧洲十七、十八世纪的特征,仅是在制作上,采用中国华贵精美的掐丝珐琅技法来呈现。据考,尚有一件相似者藏于牛津大学阿士莫尼博物馆(The Ashmolean Museum, Oxford),其无论造型、尺寸均与本品相配,或可能原为一对,(见参考图黑白及彩色二版,著录可见:1985年德国法兰克福出版“Europa und die Kaiser von China”,第248页,6/2 Abb.240)。除此之外另有一座衣饰相近但帽子不同者,现藏于奥地利实用艺术博物馆(Austrian Museum fur Ange),(著录可见:1981年奥地利出版“Cloisonné und Champlevé Arbeitenvon 1400 bis 1900”,Figure 98)。
康熙年间,清宫的珐琅作之所以能以西洋人物为主题,与当时的最高统治者爱新觉罗·玄烨的喜爱密切相关。作为千古一帝,康熙帝的特质在于旺盛的求知欲,他沉浸于探索万物生成与变化之道。终其一生,在不同的阶段对几何学、机械学、天文学、绘图学、光学、医学、音律、代数都表示过兴趣,从来都是毫不掩饰其对知识的渴求,纵然有大发雷霆之时,也无碍于他对新知的探究。
自御极以来,康熙帝即对耶稣会传教士赏识有加:他对耶稣会传教士在力学、医学、艺术与天文技艺的造诣推崇备至,并延聘他们到宫廷主持几项工程。以传教士的制图家去勘绘中国地图,令传教士的医生在其巡幸时随侍在侧,而传教士的天文学家在朝廷的历局里供职。举凡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安多(Antoine Thomas)、徐日升(Thomas Pereira)等耶稣会传教士均位居要津,深受康熙帝的宠信,这全有赖于这批耶稣会神甫博学多闻,惟帝王之命是从。在赏识重用这批外国传教士的同时,他在道德和宗教的领域,坚定地维护了中国皇帝的传统权威,不仅要求传教士臣服于他,而且只能由他们当中的康熙帝所稔知、信得过的人来监督他们。他告诉耶稣教传教士及其他教会的神甫,他们唯有“具结”申明他们了解、接受康熙规范的祭祖祀孔仪礼,才得以续留中国。拒绝签署保证的人将被逐出中土。同时,康熙帝也断然否决了教宗在北京派驻个人使节的要求。
清 康熙读书像 绢本设色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清康熙 御制铜鎏金日晷仪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