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拍品信息

LOT号	5638	作品名称	清康熙铜胎掐丝珐琅西洋人物像
作者	--	尺寸	高42cm	创作年代	清康熙
估价	2,800,000-3,800,000	成交价	RMB 3,910,000
材质		形制
出版：“A Tale of Three Cities： Canton， Shanghai & Hong Kong， Three Centuries of Sino-British Trade in the Decorative Arts”， London， p.159， no.205 清康熙年间的掐丝珐琅器代表着清早期珐琅工艺的发展状况，具有很强的时代特点，在有清一代的珐琅器制作中有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在这独特的时代背景下，也导致了康熙时的珐琅器所呈现的风貌绝非一种，而是具有一种经不断地实践探索与经验积累、进而发展完善的多样性。康熙初期的珐琅器，主要是以遗存于宫内的明代御用监制造的掐丝珐琅器为样本，其所成的珐琅器色彩纯正、釉表光洁、所制掐丝纤细匀称、纹饰布局规整，这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优点，直接影响着后世珐琅工艺的发展。不同于早期的探索，自康熙十九年（1681年）设置珐琅作之后，宫廷御用的掐丝珐琅器便得以大规模和规范化的生产。就传世的康熙时期珐琅器而言，与画珐琅、内填珐琅相比，掐丝珐琅器中鲜有带康熙年款者，且在多样的风格中，又以细丝粗釉和匀丝浓釉这两种珐琅器制品最为殊特，基本上反映出了此时代的特色。诚如本品则属匀丝浓釉一类，且不同于多见的炉甁盒小件，而是立体塑成西洋人物造型。人物体量颇大，高至一尺有余，站立于大理石方座之上，通体鎏金錾刻衣纹，顶帽、披风以掐丝珐琅工艺填饰，并于颈部衣领处兼施錾胎珐琅之法。人物深目勾鼻，廓耳凸颊，鬓发及眉须浓密卷曲，发丝纤细；腰背挺直，双臂张开上抬，分置于胸前，作布道之势；头戴礼帽，身着对襟双排扣衬衣，长裤筒袜，脚蹬尖头靴，外披长可及地的斗篷，并系于胸前。衬衣长裤、下摆筒袜，均细细錾刻花纹装饰，精致细腻，鎏金亮丽。其帽顶、折沿均掐丝折枝花卉纹为饰，并分施松石绿及粉紫二色；衣领填以白色珐琅釉，宝蓝色的披风则以掐丝之法满饰花卉纹，且将衣纹褶皱巧妙地表现而出，工艺精致，可见用心。且其披风所用宝石蓝，明快鲜亮，清初宫廷礼服多用蓝色，与蓝天呼应，为康熙帝所喜，多见于康熙一朝的绘画及工艺品上。根据此人像的样貌特征及时髦的服装样式，颇具十七世纪路易十四时期的巴洛克服饰风格。譬如其上衣是从背缝和两侧收腰，在两侧摆处取褶，使下摆向外张开；对应的后背缝应也是在底摆处开衩，这样的设计是以便于骑马。到17世纪80年代，这种衣长及膝的长外衣腰身更加合体，名称也改为“究斯特科尔’（Justaucorps），意为紧身合体的衣服。且袖口宽松、下摆两侧各有大口袋，是当时欧洲的典型服饰特征，为重要场合所穿着的礼服样式。自汉代始，便有使臣来汉，建立了友好的中西往来，时至明朝万历年间，著名的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Ricci）来到中国居住。随着他的到来，晚明士大夫学习西学的风气逐渐升温，由明万历至清顺治年间，一共有一百五十余种的西方书籍翻译成中文。此后不断有各种的传教士及欧洲贵族来华，并带来了先进的欧洲文明，引起了当朝统治者的浓厚兴趣，其中尤以康熙帝最为热衷。带有西方透视技法绘制的画作、以欧洲女性为主题的鼻烟壶、开光内表现圣母子等宗教题材的粉彩瓷器、欧洲的古董钟表等，从当时产生的这些带有浓厚西方特色的艺术品中即能看出，中西文化之间的相互渗透、交融汇聚，以及上之所好带来的下必甚焉。本品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单纯地以一个西洋人物作为表现主体，而非作为题材依附于某种器物媒介；且并非像大多数保留下来的来华洋人的画像，表现成换作中国服饰样式的形象。可以看出此人像的服饰保留了欧洲十七、十八世纪的特征，仅是在制作上，采用中国华贵精美的掐丝珐琅技法来呈现。据考，尚有一件相似者藏于牛津大学阿士莫尼博物馆（The Ashmolean Museum， Oxford），其无论造型、尺寸均与本品相配，或可能原为一对，（见参考图黑白及彩色二版，著录可见：1985年德国法兰克福出版“Europa und die Kaiser von China”，第248页，6/2 Abb.240）。除此之外另有一座衣饰相近但帽子不同者，现藏于奥地利实用艺术博物馆（Austrian Museum fur Ange），（著录可见：1981年奥地利出版“Cloisonné und Champlevé Arbeitenvon 1400 bis 1900”，Figure 98）。康熙年间，清宫的珐琅作之所以能以西洋人物为主题，与当时的最高统治者爱新觉罗·玄烨的喜爱密切相关。作为千古一帝，康熙帝的特质在于旺盛的求知欲，他沉浸于探索万物生成与变化之道。终其一生，在不同的阶段对几何学、机械学、天文学、绘图学、光学、医学、音律、代数都表示过兴趣，从来都是毫不掩饰其对知识的渴求，纵然有大发雷霆之时，也无碍于他对新知的探究。自御极以来，康熙帝即对耶稣会传教士赏识有加：他对耶稣会传教士在力学、医学、艺术与天文技艺的造诣推崇备至，并延聘他们到宫廷主持几项工程。以传教士的制图家去勘绘中国地图，令传教士的医生在其巡幸时随侍在侧，而传教士的天文学家在朝廷的历局里供职。举凡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安多（Antoine Thomas）、徐日升（Thomas Pereira）等耶稣会传教士均位居要津，深受康熙帝的宠信，这全有赖于这批耶稣会神甫博学多闻，惟帝王之命是从。在赏识重用这批外国传教士的同时，他在道德和宗教的领域，坚定地维护了中国皇帝的传统权威，不仅要求传教士臣服于他，而且只能由他们当中的康熙帝所稔知、信得过的人来监督他们。他告诉耶稣教传教士及其他教会的神甫，他们唯有“具结”申明他们了解、接受康熙规范的祭祖祀孔仪礼，才得以续留中国。拒绝签署保证的人将被逐出中土。同时，康熙帝也断然否决了教宗在北京派驻个人使节的要求。清康熙读书像绢本设色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清康熙御制铜鎏金日晷仪北京故宫博物院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