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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73 17世纪 铜鎏金药师佛

铜鎏金药师佛
拍品信息
LOT号 5073 作品名称 17世纪 铜鎏金药师佛
作者 -- 尺寸 高29.5cm 创作年代 17世纪
估价 4,600,000-6,600,000 成交价 RMB 5,980,000
出版:
黄春和著,《大漠圣莲——一世哲布尊丹巴开创的蒙古佛像典范》,2016年

蒙古,扎纳巴扎尔风格

备注:
重要亚洲私人收藏

消灾延寿功德满 蒙人范金法相圆
—清初蒙古风格铜镀金药师佛像欣赏
药师佛,全称「药师琉璃光如来」,又称「药师如来」。他能除生死之病,故名药师;能照三有之暗,故名琉璃光。药师佛来源于《药师本愿功德经》记载:「佛告曼殊师利(文殊菩萨),去此东方,过十殑伽佛土,有世界名净琉璃,佛号药师琉璃光如来,是东方净琉璃世界的教主。」据《药师本愿功德经》记载,药师佛为因地菩萨时,曾发十二大誓愿,表示成佛后要救度一切众生。通过累劫的修行,药师佛终于达成所愿,修成正果,并化现出东方净琉璃世界(简称东方净土),作为众生美好的归宿。药师净土同西方净土一样,也以持名念佛为众生求生之方便法门。《药师本愿功德经》宣称,众生只要念诵他的名号,就可以不入畜生、地狱恶道,解除生老病死等苦难,免除九种非正常死亡——九横死,获得种种不可思议的功德。由于药师佛十二大愿中有「除一切众生病,令身心安乐」的誓愿,因此千百年来他又被人们尊奉为「大医王」。
药师佛是大乘佛教崇拜的重要对象,历史上在汉藏佛教中都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在藏传佛教中,他的影响尤其值得我们注意。据史料记载,公元八世纪末入藏的著名印度佛教大师寂护(725-788年)率先传入《七佛药师经》,首开西藏药师信仰之端序。后来藏传佛教流行的药师佛修持法门,大都依照《七佛药师经》而修习。藏传佛教认为,修持药师法门不但可以在死后往生药师净土,而且在生前亦能得到药师佛的庇佑。特别是在藏传佛教中,药师佛不仅有显宗修法,还流行密宗修法,而密宗修法更为殊胜。另外,由于药师佛有「除一切众生病,令身心安乐」的誓愿,历史上藏地还将其医药与药师佛联系起来,认为藏医药的发明者玉妥•云丹贡布是受药师佛的加持而最终获得成就的,称云丹贡布是药师佛的化身,尊其为「药师佛第二」,并将云丹贡布所着《四部医典》亦归功于药师佛的恩德。总之,藏地对药师佛的崇拜如同崇拜释迦牟尼佛一样,不分教派,几乎所有的藏传佛教寺庙都有药师佛的供奉;一般信众皆普遍认为,只要顶礼膜拜药师佛就能消除疾病,保佑平安长寿。
这尊造像表现的正是一尊标准的藏传佛教崇奉的药师佛形象。佛像头部螺发均匀密布,头顶肉髻高高隆起,髻顶安宝珠。大耳齐垂,耳轮清晰。面部圆润,形似鹅卵,双眉纤细,斜向两侧上挑,眉间饰圆形白毫,双目睁视,象征洞悉世间一切,鼻梁尖挺,嘴部小巧,下唇明显厚实,整体看上去神情俊朗,而又不失佛教的庄严与神圣。身躯雄健,四肢优美,姿态挺拔,气势非凡。上身着袒右肩田格式袈裟(又称福田衣),左肩搭袈裟一角,下身着僧裙。衣质薄透贴体,充分显露出躯体和肌肉的自然起伏与变化。衣纹采用尼泊尔艺术手法,线条直平刚劲,纵横交错,与现存西藏达丹丹曲林寺壁画佛身袈裟上的衣纹如出一辙。衣缘上刻有精美的花纹图案,下摆衣褶呈放射状分布于台座前方,这两处表现尤为引人注目。结跏端坐于莲花宝座上,左手置双膝上托药钵,右手仰置右膝握一药果。莲座为半月形束腰式,束腰不深,上下几乎等宽,造型独特雅致。莲座的上下边缘均饰一周连珠纹,双层莲瓣宽大扁平,紧贴座壁,偏于座的上部交错分布,周匝环绕。莲座下装藏完好无损,具有殊胜的加持力量。封底盖嵌入较深,底盖边沿密封严实,底盖中央阴刻十字金刚杵,中心圆圈又施以镀金处理。装藏手法迥异于西藏和中原地区,显示了蒙古造像独特的装藏特点。通观其整体艺术表现,可谓造型完美、气势非凡,风格优雅、法相庄严,技艺高超、工艺精湛,体量高大、品相一流,堪称一件伟大的蒙古古代雕塑艺术作品;而论品质和体量,它在现存的蒙古造像中亦堪称翘楚。
看到这尊佛像,对于喜欢佛教造像的人而言,一定有一种特别熟悉的感觉,马上会辨识出它的艺术风格来。因为它是蒙古造像中最为常见的一种造型样式,也是最能展现蒙古造像风格特点的一类造像形式。它周身的艺术特征,如密布的螺发、高隆的发髻、圆润的面庞、小巧的上薄下厚的嘴唇、挺拔的姿势、健美的躯体、简洁的衣纹、浅细的衣缘刻花、高耸的台座、叶片状的美丽莲瓣、独特的装藏和明亮悦目的通身施金,无不完美地展现出蒙古造像鲜明突出,而又具有标志性的风格特点。当我第一眼看到这尊佛像,就不禁想起了一件印度古代佛教雕塑名品—印度萨尔纳特博物馆珍藏的石雕释迦牟尼佛说法像,无论是外表形式还是内在气韵,它与印度石雕佛像是如此地相似,简直就是印度石雕佛像的重塑。由此我又不禁对蒙古佛像的创造者—一世哲布尊丹巴生起了深深的敬意。他以非凡的勇气和宗教热忱,以崇高的佛教追求,既不依循当时西藏和北京宫廷流行的成熟造像风格,亦不固守本民族的传统艺术形式,而是直接穿越千载和相隔万里的时间和空间,去追摹印度造像的优美造型,去领悟印度大师对佛教慈悲和智慧的完美诠释。他不愧为「蒙古最伟大的雕塑家」的称号,最终达成了自己的理想和愿望,完成了印度-尼泊尔艺术向蒙古艺术的过渡,也实现了印度-尼泊尔艺术与蒙古艺术的完美结合。
对于蒙古造像风格的来源,现在大家都一致认同它与印度和尼泊尔艺术有着密切的关系。笔者亦曾撰文详论其风格渊源,认为它是通过后藏的觉囊派艺术而受到印度和尼泊尔艺术的影响。但是确认其风格来源之后,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蒙古造像是对印度和尼泊尔艺术的一种简单模仿,那将大大低估它的艺术地位和价值。实际上,蒙古造像在印度和尼泊尔艺术的基础上进行了许多新的发挥和创造,展现了蒙古艺术大师对佛像艺术新的创造和伟大贡献:一方面,它在印度和尼泊尔艺术基础上,兼容并蓄、博采众长,广泛吸收了西藏、北京宫廷、漠南蒙古等多地造像的优美形式和优胜的表现技法,并将它们完美融合在一起;与此同时,它又巧妙地融入了蒙古民族的审美情趣和精神追求,如佛像健美壮实的身躯,平阔俊朗、充满青春朝气的面庞,简洁洗练的衣纹处理,生动写实、精致华丽的装饰样式,都充分展现了蒙古民族的审美特色,展现了既不同于印度、尼泊尔,也不同于西藏和中原的大漠特有的人文风貌。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正式公布的蒙古佛像资料,除了现知的这尊药师佛像外,目前仅见蒙古乌兰巴托乔金庙喇嘛博物馆收藏有一尊药师佛像。由此可见此尊药师佛像何其稀有难得。特别是此像体量超常,品相完美之极,收藏价值自然又要大大超出一般蒙古风格造像。
首都博物馆研究员 黄春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