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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3 清乾隆 御制洋彩胭脂红地轧道雕瓷镂空「有凤来仪 百鸟朝凤」图双螭耳大转心瓶

御制洋彩胭脂红地轧道雕瓷镂空「有凤来仪 百鸟朝凤」图双螭耳大转心瓶
拍品信息
LOT号 5153 作品名称 清乾隆 御制洋彩胭脂红地轧道雕瓷镂空「有凤来仪 百鸟朝凤」图双螭耳大转心瓶
作者 -- 尺寸 高63cm 创作年代 清乾隆
估价 咨询价 成交价 RMB 265,650,000
出版:
《中国-三个皇帝》,伦敦皇家艺术学院,伦敦,2006年,页296,编号222
《首届世界华人典藏大展》,首都博物馆,北京,2010年,页48-49
「乾隆年制」款
竞投本件拍品,请与本公司有关业务人员联系提前办理特殊竞投号牌。

备注:
苏格兰贵族家族旧藏,得自1875年,并由后代递藏
伦敦佳士得,1999年6月5日,编号99

展览:
“中国-三个皇帝”,伦敦皇家艺术学院,伦敦,2006年,编号222
“首届世界华人典藏大展”,首都博物馆,北京,2010年

此转心瓶由上下内外四部分组成,分别为颈瓶、腹瓶、底瓶、内胆瓶,外壁颈瓶、底瓶以胭脂红地轧道洋彩绘制纹饰,两侧贴塑魑龙耳。腹瓶外壁精雕祥云山林之景,山石嶙峋,花木葱茏,一五彩凤凰飞于云端,主题为“有凤来仪”;从瓶身镂空观瞧内胆旋转,各式瑞鸟纷繁,有“百鸟朝凤”之意,弥漫花香鸟语。此瓶汇洋黄、果绿、矾红、金彩、松石绿釉、胭脂红料彩、蓝料彩于一身,集轧道、雕瓷、镂空、转心等多种工艺,画面繁复而不杂乱,处处透露皇室威仪,巧夺天工,美艳之极。
瓶颈部饰蝙蝠、悬罄,有福庆连绵之美意;蕉叶纹内饰龟纹锦地。颐卦卦辞有“舍尔灵龟,观我朵颐”句,故而乾隆皇帝想到用龟背纹象征长寿。宁寿宫“颐和轩”隔扇及匾联上,即由螺钿以龟背造型拼成“养”字,与本器装饰呼应,有祈愿长寿之意。
此瓶外壁雕绘凤凰羽翼舒展,翎羽渐变渲染,莹莹有泽。有凤来仪出自《尚书·益稷》:“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凤为传说中的百鸟之王,乃古之吉兆。《山海经》云:“丹穴之山……有鸟焉……五采而文,名曰凤皇。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飞凤仿若身披德义礼仁信等各种美德,自天而降,予天下祥福安宁。
镂雕是清代瓷器装饰技法之一,又称镂空、透雕。其技法是在坯体未干之时,将装饰花纹雕透,然后施釉入窑烧造,此装饰技法始见于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上,在长期发展中工艺日趋复杂,至乾隆时不仅纹饰繁密,工艺技术要求也较高,且创烧出雕镂玲珑等新品种,达鬼斧神工之境。由于镂雕是通过胎体的空洞表现纹样,故镂空部位需精心设计,设计不合理在烧造时易造成器物变形。
转心瓶之镂空外壁设计多见几类:或腹身呈交泰之状,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洋彩黄锦地乾坤交泰转旋瓶;或器腹主体绘花卉等纹样,其间设镂空开光或镂空纹样,开光处似苏州园林之花窗,转动间,移“步”异景,别有洞天,如故宫博物院藏黄地镂空干支字象耳转心瓶;或腹身整体镂空,透雕夔龙穿花、花蝶、云蝠等纹样,孔与孔边框互借以寻求力度平衡,使之成形且稳固,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磁胎洋彩玲珑转旋瓶。
此件结合开光与周身透雕二者之妙,然另辟蹊径,打破常见的对称布局,外壁随所绘自然之景雕琢。非对称、非规则之镂空,需精心设计制作。倘设计不合理,或是雕琢偏差、烧造温度不当,都极易造成器物变形。此瓶外壁将雕瓷、镂空完美结合,镂空处全凭画意,毫无刻意雕琢设计之感,乃以人工之巧还复自然之妙,画意浓郁,反映了工匠极高的技术水平与创新巧思。
乾隆时期之清宫档案中,此类瓶或名“转旋瓶”、“转瓶”。如活计档载,乾隆八年,“太监胡世杰交哥窑锦上添花转旋蓍草瓶一件、宣窑青花转旋拱极尊一件……”。“转心瓶”一名或自清末始见,并延续至今。
纵观历代窑器,镂空者已数妙手偶得、殊为珍稀,转旋瓶于此基础上,以静态之瓷器,营造动态之效,将稍有差池便极易破损之瓷器,组合、旋转,其创意之巧、成造之难,皆引人惊叹!民国年间刊印之《增补古今瓷器源流考》评其曰,“套瓶者,皆瓶内更有一瓶能转而不能出,其制作之巧妙,彩色之艳丽,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极富创新性之工艺巅峰,皆仰赖督陶官唐英之巧思独运与竭力督造。清代之御窑厂设督陶官与协理官二职。督陶官主要负责向上奏报、向下传达、解交送京等事务,瓷器生产的具体事宜、御窑厂的日常管理则主要由协理官负责。然而,唐英则是督陶官中的别例。为深谙陶瓷之道,自雍正六年被派监督窑务始,唐英“杜门、谢交游,聚精会神,苦心竭力,与工匠同其食息者三年”,终对物料、火候、生克变化之理深入领会,不再只能“唯诺于工匠意旨”,而可以亲自参与瓷器的设计与制作,指挥工匠按其心意行事。故其任上,各式釉彩广为创制,更有交泰、转心等形制之新,其品类之丰、成品之精,成就了清代御窑瓷器烧造的巅峰。
乾隆八年,唐英于奏折中写道,“又新拟得夹层玲珑交泰等瓶,共九种,谨恭摺送京呈进。”如今观之,玲珑交泰展现出难以想象的技术难度与创意。仔细揣摩圣意,结合瓷艺原理,自构思至完工,作为设计者与监督者的唐英想必经历了众多苦心劳形的日日夜夜。于结果,他依旧是忐忑的:“其新拟各种系奴才愚昧之见,自行拟造,恐未合式,且工料不无过费,故未敢多造”。
乾隆皇帝显然对此颇为欣喜,命“留下其新式玲珑巧工瓷器……嗣后按节进十数件,俱要成对。如不能成对,即将各样烧造”。次年,“唐英烧造得上色锦上添花转旋瓶、碗等十八件”持进。未见于康雍时期之转心瓶,或即创制于此时。乾隆对此新创瓷器深表赞赏,命将“上色尊瓶碗十八件,并霁青顶大锦袱天球尊一件留下,其余五千二百七十二件送往圆明园”。
转旋瓶由内外多部分组合而成。各部分皆分别烧造,再套叠而成,每一部件尺寸需经过精心计算,反复烧制,故对胎料把握、成形工艺等皆有极高的要求。烧造时的温度火候控制也极为重要,一旦出现少许变形便会前功尽弃,成品率极低。套合处多有凹槽。为使卡榫不易脱落,凹槽时有黏胶。据活计档载,乾隆十八年五月十二日曾命景德镇“烧造斗龙舟打筋斗人转旋瓶一件”,而唐英烧成送到,已是乾隆十九年十一月初四日。可知做一件转心瓶需费时十八个月,颇费工时。
此外,转旋瓶对运输亦有较高要求。乾隆二十二年,便有副催总五十因在运送途中,不小心将“洋磁转旋瓶三件”瓶身磕坏二处,被重责四十板,罚钱粮一年。由此亦可知对转旋瓶之重视。自设计、成造,至运输,自唐英、协造官、催总、副催总,至每一道工序上的艺匠,历时一年半载,方有今日我们所见之绝世佳作。存世的每一件转心瓶皆可谓无价之宝。
此瓶外壁环雕祥云、山石草木、溪流;轻转瓶颈,内胆随之转动,镂空处见鹌鹑、芦雁、锦鸡、鹰、孔雀、鸳鸯等各式鸟禽,或驻足仰望,或翩翩飞腾,多成双成对,有如手卷于眼前徐徐展开,似闻百鸟齐鸣,如有天籁在耳。绘画笔意似得清宫画家之妙,同主题之杰作如郎世宁绘《白鹰》、《锦春图》等,皆可于瓶身观得相似之神韵;如天津博物馆藏珐琅彩锦鸡芙蓉玉壶春等同时期之珍稀瓷器上,亦曾绘以相类纹样。百鸟各有其吉祥寓意,如鹌鹑谐音安,寓意平安,锦鸡象征富贵,鸳鸯则有夫妻琴瑟相合之意。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杨大章绘《凤凰梧桐》中描绘了百鸟朝凤。
随瓶身转动,百鸟似皆迎向凤凰而来,若朝觐的队列,恰如《诗经》所云,“凤凰于飞,翙翙其羽,亦集爰止”,意即凤凰高飞,百鸟慕名而来。凤常喻指女性,游龙戏凤,一阳一阴,乾坤和合。纵观乾隆一朝,得享百鸟朝凤之地位者,当非乾隆之生母崇庆皇太后莫属。乾隆皇帝对生母钮祜禄氏十分孝顺,有言必尊,每有出巡游幸,多奉皇太后同行。观此瓶设计之巧、工艺之难、成造之妙,极有可能出自督陶官唐英之手。其或由乾隆皇帝命唐英定烧,为庆贺崇庆皇太后六旬大寿之贺礼。乾隆十五年,即皇太后六旬大寿前一年,为筹备庆祝活动,乾隆帝大兴土木,改建清漪园(颐和园前身),修整西湖并更名昆明湖,堆筑瓮山(即万寿山)。庆贺之日,自紫禁城西华门至清漪园,一路张灯结彩,盛况空前。此瓶表现百鸟朝凤,恰似贺寿之队列,普天同庆,瑞意吉祥。
为母贺寿,既是情之所至,亦传递着“以孝悌治天下”之思,为家尽孝,方可为国尽忠。此瓶或为极受珍视之贺寿礼,或许曾陈设于重修之颐和园中,彰显着母子情深,传扬着孝敬父母、忠君爱国之治国理念。
本器外壁之山峦起伏,祥云缭绕,亦引人想起宋《太平御览》中引《唐书》之语,“海州言凤见于城上,群鸟数百随之,东北飞向苍梧山。”古人常以百鸟朝凤比喻君主圣明而天下依附,喻德高望重者众望所归。翻阅清宫档案,乾隆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九江关监督海福曾跪进“丹凤来仪转瓶成件”。乾隆二十八至三十年间,海福任九江关监督,兼任督陶官,即此前唐英所任之职。据档案载,此器为乾隆三十年海福献上的元旦贡物。新年贺礼想必是福海精心之选,以求令圣心大悦,更蕴含着对未来一年的祝福。此件转心瓶若为此次所贡,百鸟朝凤则如唐人所指,是对乾隆皇帝之恭维,赞其德行高洁,乃圣主明君,得有群贤必至,天下归心。
据清档载,此件以海福之个人名义进贡,且至其卸任之时,此器亦未核销款项,当为其自筹资金烧制。海福在任之时,协造官为老格,是清代任期最长、功绩卓著的协理官。其任职的二十八年间,相继辅助了唐英等七位督陶官,保障了御窑瓷器制造的持续高水平输出,督陶官多评价其“为人谨慎,活计谙练”、“办事勤焕”。为博皇帝圣心,由督陶官自筹款项为进贡所烧,想必其在制作过程中当更为用心,精益求精,加之经验丰富之老格协理,可知此对瓶烧造之用心,水准之高。且贡瓷数量较少,更显此类之珍稀贵重,非寻常大运瓷器可比。
因自发银两成造贡瓷及传办活计,海福被立案调查。查核者于清档中详列当时烧造器物之名称及款项银两。自乾隆二十八年至三十年,海福共烧造捐贡瓷器九百六十一件。纵观其目,大多数成本不足五两,成本逾十两者,仅不足二十件,如洋彩太平如意尊银十九两,嘉窑青花八仙葫芦大瓶十五两。造型复杂者如洋彩吉祥佛塔,每件二十五两。转心瓶之成本普遍较高,如百子太平大转瓶,银五十五两。而所列最贵者,即前述“丹凤来仪转瓶成件”,成本达六十两之多,较松绿抹金玲珑香筒(每件十七两)成本三倍有多。其一件可制三件洋彩万寿玲珑转瓶(每件十八两),或可制仿红雕漆盒二十余件(每件二两六钱)。且其并非一次成功,在“捐贡烧造破损”清单中,亦列有“丹凤来仪转瓶二件(每件六十两,共银一百二十两)”。由是可知此件之珍贵与难烧。
贵重之器,亦配以珍稀之物。转心瓶曾作为花插陈设宫中,其内常配牙花等物。如乾隆二十二年,曾给五彩磁转旋瓶三件配牙花三束、碧玉如意一柄、新山玉如意一柄、汗玉磬二件;乾隆二十八年活计档载:“太监如意交洋彩瓷转旋瓶二件,传旨着配牙花”。档案中载其陈设之地,见有圆明园、宁寿宫、热河布达拉庙、永安寺等处。且档案中数次提及,转旋瓶留作宫内大节时摆设,可知其地位特殊,当为珍稀之选、祥瑞之兆,深得帝王青睐与珍惜。
与本器最为相似者,见故宫博物院藏乾隆描金云蝠转心瓶。其外壁通景雕云蝠纹,镂空处可见内瓶绘山水,画意画风与本器颇为相仿;颈、肩及近足处皆饰胭脂红地或黄地勾莲纹,轧道为地,花卉枝叶深得西洋巴洛克之风,与本器上下装饰十分相近,皆为乾隆时期御制洋彩佳作。洋彩始于雍正年间,乃受西洋文化影响而创,制于景德镇御窑厂,所用颜料与珐琅彩相同,模仿西洋画法。制作“须选素习绘事高手……必谙熟颜料、火候之性,始可由粗及细,熟中生巧,总以眼明心细,手准为佳”(见唐英《陶冶图册》),故得有“人物、山水、花卉、翎毛,无不精细入微”(见唐英《陶务述略碑记》)。此器无论锦地花卉,或是凤凰百鸟,皆细腻灵动,色彩缤纷,只有“绘事高手”、深谙颜料火候之顶级艺匠,方能有此杰作。
乾隆帝治下,正值清代政治、经济、文化的繁盛时期,他锐意进取,巩固皇权,加强统治,在位六十年,实际统治六十三年,为中国帝王之最,被誉为“康乾盛世”的鼎盛时期。作为治国治军卓有贡献的盛世之君,乾隆皇帝精力充沛,政务闲暇热衷于发展文化大业。他自幼接受满汉蒙藏文化熏陶,又对欧洲传教士艺术家带来的文艺复兴、巴洛克、洛可可式艺术抱有浓厚兴趣。其中西合璧式的个人美学品位主导了一朝宫廷艺术的奢华幻境。
在平面艺术之外,建筑与陶瓷艺术则最集中地体现这种乾隆“巴洛克”风格。巴洛克始于十七世纪欧洲,以富于动态、立体感、空间感为特色,充满浪漫主义色彩,富丽奢华。其影响遍及建筑、绘画、音乐等诸多领域。怀着对盛大、新奇的追求和对西洋技艺、美术的狂热,乾隆帝命深受巴洛克艺术影响的天主教传教士艺术家朗世宁、艾启蒙、王致诚等设计建造了洋为中用的集大成者——圆明园长春园西洋楼建筑群。西洋楼吸收了以巴洛克为主的西方园林布局和建筑风格,同时又遵照中国皇帝的旨意和宫廷礼仪典章,且施工中使用中国艺匠、建材和工艺,变为宗教服务的巴洛克为向皇权致敬的巴洛克。
巴洛克风格影响下的剧场舞台也经历着变革,诞生了巴洛克风格布景,即多层侧幕布景体系。于舞台边景位置,放置多层平面景片,换景时,只需依次移开前面的景片,露出需要的景片即可。后来发展出从上端挂下的檐片景,及可卷起或可推开的背景。侧景、背景、檐片景皆可迅速变换,诠释着巴洛克之动态与空间感。本场另一珍奇稀有之佳作,为乾隆时期御制沉香雕仙山楼阁嵌西洋镜座屏。其于六层纸版上绘不同场景,最底层如舞台之背景,前五层做大小不一之镂空。借用西洋镜面反射,将六层景致同时交叠于眼前,层层错落,有如不同侧景、檐片景列于舞台。
此瓶内外两层,犹如布景之前景与背景。前景中的每一处镂空,都好似侧景与檐片景造就的舞台效果。观者绕转心瓶而行,自山峦之不同角度向内窥望,好似舞台切换侧景。轻轻转动瓶颈,内瓶所绘群鸟穿行于外瓶之山峦云端间,似舞台之背景亦在不断切换。随观者步移、随内瓶转旋,前后景致交叠错落,似有万千组合、万千画面。景深与空间感,不断切换变动的视野与背景,皆深得巴洛克风格之精髓。
转旋瓶之设计似也与乾隆时期流行的钟表有异曲同工之妙。西洋钟自明代由传教士带入中国,渐为宫廷所喜爱。乾隆皇帝尤其喜爱按时转动、奏乐的时钟,如其在《咏自鸣钟》中赞叹,“天工诚巧夺,时次以音传。钟指弗差舛,转推互转旋。”“转推”与“转旋”间,乾隆赞叹着时计之巧夺天工。清宫旧藏之钟表中,有配复杂变动装置者,开动后,有人物跑动、水法运转等效果,迎合了乾隆皇帝对新颖奇技的偏好。故宫博物院藏乾隆铜镀金福禄寿三星钟即为一例,底层四面设窗形孔洞,内绘山水,见《日升月恒•故宫博物院藏清代钟表》,紫禁城出版社,图版16。弦满开动后,八仙随链条做圆周运动,于钟体四面开光中循环出现,其效果似与转心瓶颇有相近之妙。转心瓶中亦有设“自动”转旋功能的,如故宫博物院藏天蓝釉开光镂空转心瓶,其内设铜叶九片。外瓶注满水时,便可驱动铜叶,带动木轴、齿轮,内瓶随之转动,犹如古时之走马灯。本器虽非以水驱动,然榫卯扣合之瓶颈与内瓶,亦似钟表齿轮咬合,转旋间妙不可言。
转心瓶落款方式多样,常见六字三行篆书款,如此件署四字款者较为少见。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洋彩万年甲子笔筒、故宫博物院藏镂空云龙纹夔凤耳转心瓶,及,分别以矾红彩、金彩及青花书“乾隆年制”四字篆书款,可资参考。此种款亦偶见于乾隆九年之前的洋彩御瓷之上。
转心瓶的制作与御窑厂其他批量制作不同,几乎为一器一样,特别设计,同样纹饰造型器仅制成一对陈设,以示其珍重。其他御窑立件名品百鹿尊、九桃瓶虽称名贵,但批量制作重复器尚有一定数量。已知转旋器多按乾隆旨意要求成对烧造,偶有单只者。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乾隆转心瓶十二例,另有转颈瓶两例、转心笔筒一例;台北故宫博物院馆藏乾隆转心瓶十一例(四对又三件),此外亦有转颈瓶一件,转心笔筒、渣斗、冠架、旋转碗等数件;南京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各藏一例。
转心瓶更是市场中难得一见之珍品。放山居或曾藏交泰转心瓶一只,形制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相近,见其1971年于佳士得举办之专场拍卖,编号56;苏富比纽约1985年6月4日曾上拍一对镂空转心葫芦瓶(编号79)(尺寸为31.2cm),后于苏富比香港1997年4月29日再次上拍,编号688,为胡惠春家族旧藏,惜其一只底座修,底部有两冲;北京瀚海1997年12月20日曾上拍一只,编号1224,其颈部巧设童子,较为少见,后于2008年5月11日再次上拍,编号2183,成交价2133.6万人民币;佳士得香港2007年5月29日售出清乾隆粉彩松绿地镂空山水四方螭耳香熏成对(编号1370),成交价3392万港币,应为转心瓶之外套瓶,憾内胆遗失;法国Tajan拍卖1987年3月16-18日曾上拍一对时时报喜镂空转心瓶,后于纽约佳士得1996年3月28日再次上拍(编号418)。此对之一于2019年12月4日在保利卖出,成交价9200万,为此前近年来市场屈指可数之镂空转心瓶整器。
本器之体量颇大,高至63cm,为可流通于市场中最大者,亦为已知存世同类器中第二大者,仅次于故宫博物院藏天蓝釉开光大套瓶(高73cm)。南京博物院藏霁蓝釉描金乾隆行围图旋转瓶,为该馆镇馆之宝,其高60.5cm,略小于本器。逾半米之高度,陈设于室,极见气势。如此体量,融汇镂空、转心之技艺,对制作的精度要求更高,难度亦更甚于同类。得存于世,转旋如常,更巧以转心,呈现“百鸟朝凤”之态,题材稀见,且雕工绘工如此细腻,釉彩如此鲜丽,或为唐英亲自设计督造之杰作,蕴乾隆帝孝敬母亲、以孝悌治国之理念,或为进贡乾隆之新年贺礼,寓意圣主明君,群贤毕至。其洋彩装饰与转心之效,颇见欧洲巴洛克风格,凤鸟山水则是传统中国题材,两相结合,见大国盛世海纳百川之胸襟,堪为稀世之珍,冠绝于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