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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3 石鲁 1962年作 小品折页 镜心

小品折页
拍品信息
LOT号 1513 作品名称 石鲁 1962年作 小品折页 镜心
作者 石鲁 尺寸 23×20cm×7 创作年代 1962年作
估价 无底价 成交价 RMB 2,530,000
著录:《李琦书画集》,第212页,保利艺术博物馆。

展览:李琦书画展、李琦冯真家藏展,2013年10月。
“我对自己的要求素来是严格的。”
我第一次见到石鲁同志,是在1943年春延安的三个文艺团体合并的联欢晚会上。各级领导讲话后,开始了跳舞晚会--这是当时延安干部主要的娱乐活动之一。宣布跳舞晚会开始的人是原“西北文艺工作团”的俱乐部主任。听说他还是美术组组长,这就使我格外注意。他,头发蓬乱,衣装不整,一口四川话,饶有风趣。他的名字叫石鲁,当大家跳起舞来的时候,我却找不见他了,他怎么不跳舞呢?这个谜后来才解开。
过了不久,整编后的“西北文艺工作团”调到中央党校学习。学习虽然紧张,可周六的跳舞晚会却不曾间断。石鲁仍然不见出场。有一次,我提前从舞场回来,远望山上的窑洞,就只我住的隔壁那孔窑亮着灯。进去一看,只见石鲁正在做雕塑。这是一个两尺高的全身人体,照着一本书上的图片做。他告诉我,这是大雕塑家罗丹的代表作之一—《青铜时代》。石鲁在那幽暗的小油灯下,狠力地端详那书上只有烟盒般大的图片,看看、做做。那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1944年,石鲁夫妇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石鲁的爱人闵力生同志是一位演员,不但晚上常演出,白天也常排戏,所以带孩子的家务主要靠石鲁了。孩子还不会下地,老要他抱着。两手不解放怎么画?于是他就把孩子顶在肩膀上,用带子捆牢,和我们一起下山到延河边写生去了。
有一次我到他的窑洞里,他正在刻木刻,他见我拿着画稿,立即放下手里的工作,给我的画稿提意见。正在这时,窑洞后部传来孩子的哭声。我回头一看,只见孩子被放在一个大筐里,筐子是用绳子吊在窑梁上的。绳子另一头长长的拉到窗前桌下,系在石鲁的脚脖子上。此刻,他把腿一伸一伸,那筐子也随之摇来摇去,没有多一会,孩子不哭了,又入睡了。看到这情景,我实在忍不住地好笑,可又实在对这个毅力非凡的人深深敬佩!石鲁在学业上锲而不舍的精神几十年如一日。他在1957年的一封来信中写道:“必须持续不断地进行艺术劳动,因为艺术是最精醇的创造,不能企图任何侥幸的不费劲的意外收获。”
石鲁对一切精神养料都是贪婪的。在延安时,常见他捧着小说,给孩子烤尿布时看,吃饭时看,甚至提着一罐水慢悠悠地边往山坡上走边看。1956年,他写的电影《暴风雨中的雄鹰》上映了,知道他底细的同志,一点也不奇怪他有这个能耐。
解放后,他来北京,约我去看裘盛戎的戏;我到西安,他要我静听他借来的一张能唱四个八度、变化莫测的秘鲁女歌星依玛苏穆的唱片。今天给我讲《文心雕龙》,明天给我讲《麻衣相法》,……他在实践自己的信条:“更当画外求画,识高见广”。无怪乎石鲁腾飞的翅膀是那么丰腴!
他对传统的学习更是十分重视。多次约我一起去琉璃厂买古画册。如《南画大成》、《支那名画宝鉴》等。有一次为买《芥子园画谱》,跑了好几家店铺,来回比较。我到西安,见《南画大成》就摆在他的床头,上面还放着个放大镜,可想而知他学得多认真。他在传统面前真够得上“虔诚”了,然而,他对传统又是个大胆的“冒犯者”。他把黄土高原画得像玛瑙,古法中何曾有过?他是个能“进得去,出得来”的人。1961年我随陕西美协的画家们去南方,和上海、南京的画家座谈时,石鲁有一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他说:“倪云林画山水,说他是写胸中逸气,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写一个革命者的豪气呢?”
事实也是如此,我以为,石鲁的画,和他这个人,都有一股子豪气。初接触他的人,容易以为此人有傲气,甚至有些“狂”。其实并非如此,他在给我的信中常有这类话:“你知道,我素来对自己是苛刻的,同样也希望你对我也要严格,假如你看到我的作品有什么缺点,就来信批评吧!假如你懒于多写,就直截了当地来一个一点,两点,第三点,也满欢迎。”(1952年)。“谁也是愿意提高的(除短视眼,骄傲的人)。说来我你处境都相同,需要提高一步。”(1952年)“我自己现在的修养还差十万八千里呢,所以我很怕误人也误己。”(1957年)他画出了《东方欲晓》那样的杰作时,还问:“看这样画行不行?”
石鲁就是这样一个虚怀若谷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会贪得无厌地学习;才会不断“更新”自己的“产品”。
“咱们来搞个窑洞画派吧!”
石鲁艺术的真谛,是与人民的紧密联系。他写道:“如果要做个真正的画家的话,必须经常泡在生活里……”(1957年信)。
三年困难条件艰苦时,他年年下乡。1961年,我和冯真随石鲁和他的哥哥冯建吴及何海霞等同志到秦岭的高山小店住下,吃不饱、睡不好,秋雨绵绵,寒气逼人。雨稍一住,石鲁就外出写生了。有时就在毛毛细雨中画,回来指着画面说:“有点雨也有意思。”晚上,在小油灯下,我和冯真听他传授其道。他身体不好,营养又跟不上,可是,镶在那清瘦脸庞上的一双眼睛,却总是射着热烈的光芒。
他为了下乡作画方便,自制五花八门的画具。有一次他向我讲起这么个笑话:“有时下去什么都得自己带,过河要小皮筏,太阳下画要伞,加上画具、食品、衣物,这么多东西怎么办?有一回我把小孩车改成了个自行车拖斗,把东西装好以后到街上演习去了。路过钟楼警察岗台,警察开始看见我也没说啥,我走了好远,他吼叫我’回来,回来!’不让我走我走了,他大概是开始时觉得新鲜,傻了眼,后来想想,不对!那有自行车后头拉拖斗的!”
那种跋山涉水的下乡方式,到了60年代,石鲁已是力不从心了。1962年底,陕西美协在西安郊区找到一排窑洞,作为他们的生活基地。石鲁在给我和冯真的信中讲了基地方式的一些好处后写道:“最近我们为这些长远的安排几乎兴奋得失眠。”他要我们也去,并说:“咱们来搞个窑洞画派吧!”他对“窑洞”,是多么倾心!在一次长谈中,他讲到他当年投奔延安的情景:“……走到陕北以后,尽是山,乱走一气,又怕国民党抓着。谈话老乡也不懂。有时一天见不到一个村子。肚子饿了挖人家地里的一点东西吃,有时就在老乡种地时避雨用的、直不起腰的小土窑窑里过夜。走了不知多少天,当看到延安宝塔时,高兴得大叫起来!”
他对“窑洞”是多么的眷恋!他在1957年的一封信中写道:“李琦,我回了一趟我们的老家--延安。所有我们住过的窑洞和爬过的山头溜过的河边,吃过的小米,我都重新回味了一遍。如果要说说这种滋味,恐怕这封信要等于叫你看一本小说了。”
1961年,我们随石鲁及陕西美协的其他画家们又一次到延安体验生活。一天晚饭后,大家去延河边散步,对面就是我们住过的宝塔山,昔日情景仿佛又重现眼前,说着说着又一个接一个地唱起了当年歌来,石鲁的嗓音虽不怎么样,但唱起来却很动感情。忽然,只见他掏出了速写本,虽然天已相当暗了,可他却坐在一块石头上开笔画起来,而且画得那么激情。
原来河对岸的窑洞灯亮了。明亮的窗纸衬着黑黑的窗棂,灯光映入延河,颇有一番画意。大概就在这天,我们去了杨家岭、枣园。在枣园,石鲁画了好多幅枣树写生。西安的画家们先几天返西安,待我和冯真回去时,只见石鲁屋里墙上钉着一幅新作—《东方欲晓》。现在回想起这幅画的一些创作过程,很能给人以不少启迪,它的“胎细胞”应该说有二十多年前的,而且始终是很活跃的!
石鲁在他《学画录》的<生活章>中结尾一句写道:“生活不仅供养艺术之原料,创作之源泉,思想之燃科,更当是陶冶我之熔炉。画者不经生活之锤炼,岂能去锤炼艺术。”这段话,可说是石鲁艺术上取得成就的一个秘诀吧。

“我有什么错?!”
1964年,陕西流传着一句“阶级斗争无处不有处处有”的话,石鲁对此很有异议。他对我谈起西安有人批评他“说错”了一句话。他说:“我有什么错?头发丝里明明没有阶级斗争嘛!”接着他随手揪起一个衣扣又说:“这扣子里有阶级斗争?说’处处有’,我就不同意这个话。”更早几年的困难时期,我到西安医院看望他,他拿起枕边的古书给我说:“祖先早就讲过:’民以食为天’,现在搞得没有吃的!”他还谈了些对“大跃进”时的一些做法不满的话。就在1958年人们头脑发热的时候,在文艺界大搞“写中心,画中心”,把图解当艺术;把浮夸当“革命的浪漫主义”的时候,石鲁的头脑是何等的清醒。他在8月30日给我的信中写道:“特别近来我总感觉有些模模糊糊的问题,想找个人好好交换一番意见……”。“当你乘飞机掠过广阔的蒙古草原的时候,……或者经过西伯利亚一直到莫斯科途中的森林地带,或者鸟瞰到贝加尔湖的时候,或者是望着广阔无边的社会主义的国土的时候:请你留心一下自己的心脏跳动不是生理现象,而是精神现象。由此,可以研究一下革命的浪漫主义如何与革命的现实主义结合的问题。”
“从理论或以提法来说,我所想的问题是:造型艺术—特别是绘画,如何体现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积极地发挥革命的浪漫主义精神能不能排除风景画?从造型艺术的形象感受如何体现感情与思想的关系和作用?从其他民族的艺术风格和作用?从其他民族的艺术风格上如何体会与本民族艺术风格的差异,等等问题。这些并非我一时想到的,是因为在今天形势下有些人又老调重弹。又有人说,风景画不能反映现实生活呀,即兴的创作,所谓速写总是缺乏思想性呀,不能谈风格呀,他们像是追求新,然而并没有提出任何新东西。我以为我们应该站在这样的高度:从右来的修正主义要狠打,从左来到教条主义也要打,当然,我们不是中间和折衷”。这封信是发还抄家物资时退还的,至今纸角上还贴有这样的标签:“黑帮石鲁给李琦的信,谈李琦访问苏联的事及攻击文艺中的教条主义”。好一个“攻击”,现在应该承认,是石鲁击中了时弊!1980年元旦前后在北京举办的《石鲁书画展览》上,有一幅字是石鲁送给王朝闻的“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上面未写年月,王朝闻同志告诉我,这是在1974年写给他的。按说,这一意思的名言并不陌生,但这是“四人帮”横行时的手笔啊!其中蕴含着对 “四人帮”多么强烈的藐视和抗争精神!石鲁就是这样一个有胆有识的人!
石鲁的“先见之明”很重要的一点是得力于他对马列主义的刻苦学习。这方面的情况可能鲜为人知。他从1939年初的“青训班”,后到“陕北公学”,他读了不少马列的经典著作。在党校时,我和他在一个组,他是组长。那时,没有手表,半天整天地连续读书,中间休息就靠组长掌握时间了,而石鲁却总是一读书就“进入角色”,总忘记发号施令。弄得我们总要提醒他:“组长,该歇歇了吧!”开讨论会,他发言长,声音响,也善辩论。他的读书笔记,密密小字,十分工整。这个遗物现在恐怕不会有了。不过,到了1978年,我去通结核病研究所看望石鲁时,正遇他又在整理笔记本。本子上,抄录了他在“四人帮”时期所作的几十首痛骂“四人帮”的诗,字迹还是那么工工整整,使我不由得想起他在党校时的笔记本。他把诗作一首首地念给我听,声音朗朗,又像是当年在小组会上发言。
“安天不稳谁为主,五胡乱扰古神州”。
“可堪半打新权贵,豺狼当道世忧忧”。
他还给我讲当时他脑子里装的那六个坏蛋。
“堪笑尔曹是何人,公然一直上高竿。平生多有何竟是,不过一纸文座谈。”
这一首是单指江青的。
1974年,冯真同志从户县返京后对我说她路经西安看望了石鲁同志,说石鲁对户县农民画有看法,他说“户县农民画本来很好,现在坏就坏在’为政治服务’了”。冯真当时很为他担忧,直往窗外瞅,生怕人听见。就是在这个“旗手”以及在美术界的那个干将对整个文艺美术界的控制下,石鲁还是以他的画笔进行着战斗。1980年《石鲁书画展览》上有许多这类的作品。如题诗:“枯兰犹颈笑刀粗”的兰草,还有华山松,梅花、荷花等都表达着他的不屈精神。在稀有的人物画中,有两幅,使我久久站在画前,惊叹不已。
一幅是《黄河两岸渡春秋》,画着一排吃力的纤夫。不但形象画得“苦命”,而且用了那句旧社会流浪汉的俗语作标题,更使人心酸。另一幅是《陕南所见》,画着一个瘦骨嶙峋,挽着空篮的农妇。这样的形象,从石鲁参加革命起,到“文化大革命”前,在他的笔下是从不曾出现过的。只有在“文化大革命”中,只有在那“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的岁月,画家才捕捉到它,而且也只有石鲁,有这种勇气把它画出来!这是饱蘸着泪水画的啊!怎不叫人惊叹在那“红、光、亮”充斥画坛的年代,在那只许表现“到处莺歌燕舞”的年代,石鲁画出这样的作品,是何等的了不起!
他是一团火!
美术界的老同志都知道,石鲁的头发蓬乱了几十年。我端详着他晚年的那幅精彩照片,想到他对“四人帮”的抗争精神,恍惚间,我觉得他那坚硬蓬乱的头发,是一团火焰!
是的,石鲁这个人,就是一团火!他抱着火热的心投身革命。只要是革命需要,不论什么工作,他都是用火热的心去对待。
延安时,他所在的西北文艺工作团主要是搞演出,单独的美术工作不多。石鲁的四川话顽固难改,不便演戏,只有搞舞台美术。他不但设计、制作,而且装台、卸台都是主力。他住的窑洞,其实就是个作坊,整天跟锯、刨、斧打交道。他的木工手艺,在后来的大生产中继续大显身手。他和几个同志办起了木工厂。生产胡琴、三弦、还有提琴。他还创造性地给女同志的纺车上安装加速轮。至于他和其他同志们设计制作的“洋片”匣子,当时是美术占领文化阵地的一件大事。
石鲁还按季节随强劳力到南泥湾附近的深山老林住下开荒、锄草、收割。他的名作《南泥湾途中》就是当年生活的写照。
不用说在大田上他如何忘我地干,就是在窑洞前每个组的小菜地上,他也精心得很。我们美术组的西红柿长得最好。我们把牲口粪、人粪、土三样,用手调和搓成细面面,上底肥,又壮,又不“烧”。
分西红柿,可是我们的一大快事,大家把熟了的摘来放在桌上,其中有大有小,有好吃的有不好吃的,组长这就要费心搭配一番了。每次分好堆,组长总是让大家先挑,最后一堆是他的。不知为什么,这件小事后来常在我脑子里出现:他总是在给别人什么……
石鲁对同志也是一团火。和石鲁有过交往的同志,大概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只有石鲁在场,整个空气就活跃了,就暖和了。他热情、豪爽、幽默、健谈的性格,立即能感染你!他能给你增信心,能给你鼓干劲;如果你有什么苦恼,见到他也消除不少。反正我是常有这种获得。
他是搞事业的人,虽然爱说话,却闲话不多。谈起事业,思如潮涌,口若悬河。他不拘小节,但对同志却常常关心入微。我每次去西安,有时和其他同志同行,衣、食、住、行他都操心。他怕我去敦煌受冻,把他得意的新疆皮袄给我穿;三年困难时,他出去打猎,尽量给我们加点油水……。
那是1946年,我要告别住了九年的延安到晋察冀边区去了。石鲁给我饯行,在南关的一个小饭铺里,每人吃了两碗。对于天天小米饭的延安人来说,吃碗饸饹比今天吃烤鸭还机会难得。在小铺里坐的时间很长,他叮嘱我一些往后画画要注意的事项,现在我还记得一点“我们因为条件所限,不能很好地练基本功,以后有条件,一定要加强这方面的学习。”
石鲁表面上是个“大而化之”的人,而在待人上,可真是好心肠,软心肠。有一件事,至今忆起我都很受感动。那是1963年梓盛同志告诉我的:还在转战陕北的年月,石鲁两岁的孩子在长途行军中病死了,石鲁细心地把孩子掩埋好。过了两年,队伍要离开驻地出发了,一时不见石鲁,原来他到山坡上孩子的坟头去了……。
良师益友
石鲁,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画家,而且还是一位杰出的艺术教育家。这一点,我们不能仅从他是否在学校工作来看。他也在教育岗位上工作过一段,那是全国解放前夕,他在延安大学艺术系美术班任班主任。他爱人回忆那时的情景说:“石鲁的课堂宿舍不分,整天都有学生围着,我随军演出大半年回到延安去见他,一进窑洞,满是同学,他讲的正上劲,见我进来都顾不得打招呼。”
“文化大革命”前,陕西美协长期有几个正式学徒跟石鲁和赵望云先生等学国画,人物、山水、花鸟;临摩、写生、创作,还有书法等,不见得比正规院校学得少、学得差。(这种带徒弟的教学方式,是我国所固有的。可以说是一种本科、研究生毕其功于一役的方式)。我曾多次在陕西美协住过。见到石鲁给学生看作业,指导临摩,讲画理……话匣子一打开至少得一两个小时,他在1964年的一封来信中说:“近来写些论理文,一方面作为经验探讨,一方面作为课徒试教之材”。由此可见,他教学生都是经过认真备课的。功夫不负苦心人,就以小侯同志来说,他是“文化大革命”前石鲁的学生中年纪最小的一个,那时才十五、六岁。今年他应邀去日本访问,路经北京来看我。我不禁暗自兴奋:石师,你的教学取得了这样的好成果!
石师更多的学生是广布在群众中的。据说,在整整“十年浩劫”的日子里,在石鲁几乎被判处死刑的处境下,他的“门前”并不曾“冷落”,还是有不少青年艺徒冒着受株连、遭迫害的风险登门求教。
石鲁为什么那样吸引他们呢?除去他学识高超之外,尤其突出的一点是,他具有鲁迅先生的那种“孺子牛”精神。他毫不把知识视为私有,对学生、对画友,恨不得把心掏给你!对他那“诲人不倦”的精神,我更有深切的感受。我自从认识石鲁同志以来的几十年中。他一直是我的老师。在延安的窑洞里,他给我看画稿,为纠正画面上一个人物的姿势,用橡皮擦了改,改了擦,每每一两个小时。他为了我的基本功学习,亲手和泥巴做出一个切面像,上面涂上石灰,然后教我画。他把他精心制作的《青铜时代》长年摆在我的窑洞里,叫我参照学习解剖。解放后,他常来北京,虽多是忙于其他公干,但只要是学问之事,他就谈个没完。常有这种情况:我送他上公共汽车,或者他送我,一辆辆车子过去了,我们却分不了手。有一次,我和冯真正摆好个模特要画,他来了,我们揪住要他示范,他也就静坐下来,认真地画了一张彩墨全身像。这幅画居然躲过了“文化大革命”的六次抄家。(躲过抄家的还有他的近百幅毛笔、钢笔小速写和创作稿,因目标小未被发现,都是十分精彩的)。总之,只要对你学习有益,他就有求必应。
1964年,我从西安返京,提出要带他的一些画回去观摩学习,他立即让我从他的数以百计的新作中任意挑选。我挑了整40幅,多数都是四尺宣大小。我挑时注意山水、花鸟,人物都有;风景有春夏秋冬。许多表现技法是他的探索,前无古人。如一大幅《关中老农》,全部用朱砂调少许墨写出,把那太阳下田间小憩的农民画活了。可惜这四十幅大画,“文化大革命”中全被抄走。这些画连同我自己的一批习作,我在被揪到《窑洞画派黑画展》展室时,曾见到过,至今却再也不知去向。多年来,我为失掉这批画抱憾不已。
1978年,在和石师被隔断了13年之后重逢时,我向他讲了这件伤心事。而他呢?却有力地说了两个字:“再画”!
“再画”
“再画”,这是何等的豪言壮语!这就是石鲁的脾气!他一生从来没有时间去陶醉已有的成绩,他的注意力总是在下一步。
可是,此刻我面前的石鲁,已是骨瘦如柴,连上下床,走几步都离不了儿子搀扶。我止不住哭了。
“四人帮”摧毁了他的身躯,但却一点也未能征服他的意志!他的眼睛,还是那样炯炯有神;说起话来,还是那样乐天风趣。有天晚上,还放开嗓子给我们全家唱了足有一个小时的川剧,唱得真有味!
据他的孩子石果讲,他的父亲在去世前不久还说道:“今后要是身体健康了,我将画出一批跟以前完全不同的画来。”会是这样的。他以前就对我说过:“艺术不能重复,自己跟自己最好也不要重复”。看看他的过去,隔不了几年他的艺术就有一个大变化。在他的征途上,留下的都是跳跃的足迹。他是一个开拓型画家!
现代中国画,从摹古中挣脱,面向自然写生,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业绩,一批大师脱颖而出。而其间石鲁,则又自开一种境界:他把最先进的思想,最壮阔的革命斗争生活经历及对人民、对革命火一般的热情融注他的画笔,用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崭新的创作方法,在中国画坛上,开宗立派,成为一位当之无愧的划时代的画家!
1979年,他一度身体渐好,准备回西安。那时他已能为别人画些小品,我说:“你还没有专为我画一幅画呢!”他说:“给我个本子吧,我带回去给你画一本!”于是我买了个大册页本交他。然而本子至今空在他家,石师的手再也抬不起来了!
石师离去,忆延安手把手教,同志情深不禁泪下;
巨子睡了,抚心脏依然炽热,搏击奋进永不止息。
这是三年前我写的挽联。三年过去了,时间的流逝丝毫未减弱我对石师的怀念,相反,对于他为什么可称为“巨子”,倒想得越来越多了。(原载1985年《纪念卓越的人民美术家石鲁逝世三周年回忆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