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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5 清乾隆 御制青花八吉祥缠枝莲纹烛台 (一对)

御制青花八吉祥缠枝莲纹烛台
拍品信息
LOT号 5105 作品名称 清乾隆 御制青花八吉祥缠枝莲纹烛台 (一对)
作者 -- 尺寸 高63cm 创作年代 清乾隆
估价 3,500,000-5,500,000 成交价 RMB 4,025,000


备注:Woolley & Wallis,2013.11.13,Lot169
本品乾隆御制对烛台,造型巨硕稳重,青花满绘,由上至下绘就二十余层纹饰,妆点极尽繁丽奢华,章显无上皇权,并于纹样之中富有西洋巴洛克艺术风格,为十分罕见之对。这类别的祭器陈设多是为紫禁城内的宫殿和庙宇而订制、或作呈献予皇帝的贡口。其体量硕大,青花绘制精美,难得之品,未曾见过体量如此庞大之供器,为清宫廷内放置在重要宗教场所,或专为重要法事活动所特制。本品烛台,体态修长,中段呈鼓起的球状,多层装饰,其样式与现藏于英国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Vicloria and Albert Museum)近似,而后者在底部开光写有铭文,但本品因供宫廷所制,未能书写铭文。
景德镇督陶官唐英(1682-1756),巧思创新,冠绝同侪。传世有数件制于乾隆五(1740)或六年(1741)之供器,举世着称,上书铭文,指乃唐英敬造,与此对烛台当属近例。乾隆帝热衷艺文,尝命唐英率造办处制作烛台,谕令指示形饰明细,成品可与本对烛台对比。本品尺寸硕大,珍罕难得,细赏之下,更可感悟此门宫廷工艺之妙。本品分段烧成,组合成器,如此器形硕品,烧制甚艰,过程中容易变形,合成工序极其巧究,更显艺匠臻绝之技。乾隆五及六年,唐英为京城邻近庙宇特制大型青花带款五供,每组包括一香炉,以及花觚、烛台各一对,现存例作并无成组带款五供,仅有花觚、烛台数件,与本品相近,可作对比。
据传世器上青花铭文,乾隆五年,唐英为京城东直门外数庙宇,制供器最少三组。一套为天仙圣母殿而制,其中花觚成对,现存上海博物馆,录于《青花釉里红》,汪庆正,1987年,图版124。另一套为供奉地藏王菩萨殿而造,有一花觚存世,乃英国铁路基金会旧藏,售于香港苏富比1989年5月16日,编号39。另有一套供器,为供奉观音而造,传世成对烛台,现藏德国希德斯海姆Roemer Museum,图见 Ulrich Wiesner,《Chinesisches Porzellan. Die Ohlmer’sche Sammlung im Roemer-Museum, Hildesheim》,美茵茨,1981年,页44 及108。
据铭,唐英于乾隆六年另督制两组供器,奉于东坝天仙圣母供坛。观现存供器,两组落款相同,包括一对烛台,伦敦国立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藏,图见柯玫瑰,《Chinese Ceramics. Porcelain of the Qing Dynasty 1644-1911》,伦敦,1986年,页69,图版45。另一对花觚,传十九世纪末前成对收藏,后分开二地。其一图见《徐氏艺术馆.陶瓷篇IV.清代》,卷4:清代,香港,1995年,图版73,同录于《清瓷萃珍:清代康雍干官窑瓷器》,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香港,1995年,编号75。其二自十九世纪始由一法国医生家族收藏,后售于香港苏富比2007年4月8日,编号508。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也藏一瓶例,落款相同,纹饰稍异,见《中国文物精华大全:陶瓷卷》,香港,1993年,编号913。无论形饰大小,本品均与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及 Roemer Museum 收藏烛台相近,或同为唐英督导下制于1740年代初期。

另可参考一例,较本品略矮,为乾隆御令唐英烧制作书灯用。根据宫廷档案,乾隆九年(1744)二月,高宗命两太监交「青花白地书灯一件、御笔诗一首」予唐英,命他「照此书灯款式,并蜡盘里上的字样,先烧造书灯几件送来,其字并图书,俱按青花白地一色烧造,再照此样书灯,烧造洋花书灯几件,陆续送来,此书灯放大些、收小些的,各烧造几件送来,其现烧造之五供上的蜡阡上,不必将此诗烧上」,详见张发颖编,《唐英督陶文档》 ,北京,2012年,页162。
此外尚可参考两烛台例,乾隆九年(1744)命制,一为青花,一为粉彩,形饰相近,唯远较本品为矮,器形简约,书御制诗,见《清康雍干名瓷特展》,台北故宫博物院,1986年,编号141。且参考一乾隆带款青花烛台例,先后属叶义医生及 Goldschmidt 雅蓄,无铭,两度现身香港苏富比拍卖会,先后为1984年11月19日编号202、及1990年11月13日,编号8,载于《中国青花瓷器展览及同类型的釉里红》,东方陶瓷学会,香港,1975年,编号110。再比较一对灯台,饰样与本品类,然尺寸较小,售于香港苏富比1997年11月5日,编号1455。
除雍正十二年(1734年)作品外,其余作品按照供奉时间和地点不同可分为五组:
第一组乾隆五年(1740年)十月朔日供奉于东直门外坝北长店村村四道街东口天仙圣母殿,见有花觚一对传世;
第二组乾隆五年(1740年)十月朔日供奉于东直门外坝北长店村村二道街西口地藏王菩萨殿,见有花觚一件传世;
第三组乾隆五年(1740年)十月朔日供奉于东直门外坝北长店村村二道街东口观音大士殿,见有花觚和烛台各一对传世;
第五组乾隆六年(1741年)五月端月午节供奉于京都朝阳门外东岳大帝案前,见有花觚一件传世;
第四组乾隆六年(1741年)春月毂旦供奉于东坝天仙圣母案前。这一组唐窑供器烧造数量最多,情况也最为复杂,有明确题识的即见有炉一件、花觚三件、烛台一对传世。经对比可发现三件花觚的纹饰都有不多但明显的不同,说明此组供奉于东坝天仙圣母案前的供器在当时烧造了至少三套。而炉和烛台一对则分别从属于三套之中。仅对比目前公布资料可知,这种同一时间为同一庙宇烧造多套供器的现象仅在本组中出现。
由此可知,流传至今的唐英自制烛台共有两对,分别为乾隆五年(1740年)十月朔日供奉于东直门外坝北长店村村二道街东口观音大士殿(德国希德斯海姆博物馆Roemer Museum藏品);乾隆六年(1741年)春月毂旦供奉于东坝天仙圣母案前(英国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藏品)。两对烛台在纹饰选择上有很大不同,显然为不同批次的作品。再与本品进行对比可发现,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V&A)藏品与本件作品在蜡盘口沿外侧纹饰、口沿内侧的如意云头纹和圆柱上方的蕉叶纹等处略有差异。根据另外同类风格有铭文的烛台,可推测本拍品的大致制作情况,英国的存品铭文为:“养心殿总监造:钦差督理江南淮、宿、海三关,兼管江西陶政、九江关税务、内务府员外郎仍管佐领加五级、沈阳唐英敬制。献东霸天仙圣母案前永远供奉。乾隆六年春月谷旦”。上海博物馆藏例、与1986年香港苏富比所拍卖例之器身铭文皆可说明,此类器物制作于乾隆五年,而从中可知,其创烧时间在乾隆五年、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