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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0 清乾隆 昌化鸡血石苍龙教子钮宝玺「敬胜怠」

昌化鸡血石苍龙教子钮宝玺「敬胜怠」
拍品信息
LOT号 5110 作品名称 清乾隆 昌化鸡血石苍龙教子钮宝玺「敬胜怠」
作者 -- 尺寸 11×6cm；高8.6cm 创作年代 清乾隆
估价 15,000,000-25,000,000 成交价 RMB 23,000,000
材质 形制
著录：《清代帝后宝玺印谱》第五册乾隆卷一，页八
《钦定石渠宝笈》著录：
1.《钦定石渠宝笈续编•七》，第169页，临董其昌书
2.《钦定石渠宝笈三编•十一》，第97页，御笔仿黄庭坚书东坡墨戏赋
3.《钦定石渠宝笈三编•九十五》，第42页，高宗纯皇帝临董其昌书兰亭一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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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法国藏家旧藏

“敬胜怠”一语出自《大戴礼记•武王践阼》，所言为历史上著名的“丹书受戒、户牖置铭”的故事。彼时，周武王初践大位，召集诸大臣，问简约而又能传之百世之道。诸臣不能答，唯师尚父（姜太公）答曰：“……在《丹书》，王欲闻之，则斋也”……道《书》之言曰：‘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凡事不强则枉，弗敬则不正，枉者灭废，敬者万世。’……王闻书之言，惕若恐惧，退而为戒书……”师尚父转述的是《丹书》之言：敬慎胜过惰怠就强盛，惰怠胜过敬慎就危亡；正义胜过贪欲就顺吉，贪欲胜过正义就凶险。敬慎则享万世。这就是简约而能传之百世之道。还说了“仁”的重要，如若不然，就会当世而亡。于是武王警惧起来，并在居住的周围以及各种用器上面，刻以儆戒自律的箴言警句。
乾隆五年（1740年）时即有关于“敬胜怠”宝玺的使用记录，故其刻制应在乾隆即位初期。乾隆帝所拥有的玺印数量多达1800多方，堪称清代之首。根据《宝薮》的统计，其同样一个玺文的印章会有几十方，这是其他清代帝王几乎不存在的情况，印文的重复性是乾隆宝玺的一大特点，如“自强不息”有45方、“八征耄念”和“八征耄念之宝”有63方，而此方“敬胜怠”则只有一方，独一无二，至为珍罕。此宝玺所用的昌化鸡血石，也属乾隆玺印中少见的材质，在乾隆帝所拥有的1800多方印中，寿山石刻制的宝玺有609方、青田石190多方、昌化石则只有13方。
现今所知，此宝玺多用于乾隆帝本人的御笔手迹之上，钤盖在引首的位置。著录于《清代帝后玺印谱》（第五册•乾隆卷一），并于《钦定石渠宝笈》中有多条记录，如三编中的“高宗纯皇帝御笔训饬士子文”（卷七）、“高宗纯皇帝御笔仿黄庭坚书东坡墨戏赋”（卷十一）、“高宗纯皇帝御临董其昌书兰亭”（卷九十五），及续编中卷七的“御临董其昌节书通书”。清漪园（今颐和园）宝云亭前有一座三门三楼的石坊，雕饰华丽，前后均有额，两面各有楹联两幅，均为乾隆御笔，词句全部选自乾隆御制诗。北侧额题为“侧峰横岭尽来参”（中间）；横联为“川岩独钟秀，天地不言工”（两侧）。北侧楹联为“苕霅溪山吴苑画，潇湘烟雨楚天云”（中间），“众皱峰如能变化，太空云与作沈浮”（两侧）。其引首上所镌刻的即是此方“敬胜怠”，又落“乾隆御笔”、“所宝惟贤”。
此方乾隆皇帝早期所刻的“敬胜怠”宝玺，为昌化鸡血石质，印面呈椭圆形，长11厘米、宽6厘米、高8.6厘米。印面随形雕云龙纹，取苍龙教子之寓。椭圆形玺面为阳文篆书，刻“敬胜怠”，左右两旁饰以左右对称的卷尾螭龙纹。观其印文，这种具有汉印遗风的字、画结合形式，使玺面富有动感。印面的双龙捧三字篆书的布局格式，与雍正帝所刻的“为君难”宝玺具有一脉相承之意。

藏之约，而百世不失之道——敬胜怠
文连
周武王初践大位，召集诸大臣，问简约而又能传之百世之道。诸臣不能答，唯师尚父（姜太公）答曰：《丹书》有载之，王须斋戒闻道。师尚父于是转述《丹书》之言：敬慎胜过惰怠就强盛，惰怠胜过敬慎就危亡；正义胜过贪欲就顺吉，贪欲胜过正义就凶险。敬慎则享万世。这就是简约而能传之百世之道。还说了“仁”的重要，如若不然，就会当世而亡。于是武王警惧起来，并在居住的周围以及各种用器上面，刻以儆戒自律的箴言警句。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丹书受戒、户牖置铭”故事。
这则故事出于《大戴礼记•武王践阼》：
武王践阼，三日，召士大夫而问焉，曰：“恶有藏之约，行之行，万世可以为子孙恒者乎？”……师尚父曰：“在《丹书》，王欲闻之，则斋也”……道《书》之言曰：“‘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凡事不强则枉，弗敬则不正，枉者灭废，敬者万世。’藏之约，行之行，可以为子孙恒者，此言之谓也。且臣闻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运）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运）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王闻书之言，惕若恐惧，退而为戒书……
“丹书受戒”的另一种版本出于《六韬•明传》。说的是文王病重，召来太公望（姜太公），武王在侧。文王问“至道之言，以明传之子孙”。太公答以类似之言，曰：
“义胜欲则昌，欲胜义则亡；敬胜怠则吉，怠胜敬则灭。”
这一所谓“万世之道”，从先秦至于历代，一直为执政者及论道者所重。文人亦喜以之为书铭，或入诗赋。
《荀子•议兵》讲：
“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败也必在慢之。故敬胜怠则吉，怠胜敬则灭；计胜欲则从，欲胜计则凶。”
这段话，《资治通鉴》记荀子“与临武君论兵于赵孝成王之前”。
汉光武帝于建武二年正月下诏曰：“欲传于无穷，宜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栗栗，日慎一日。”范晔注《后汉书》引《太公金匮》：
“黄帝居人上，惴惴若临深渊；舜居人上，矜矜如履薄冰，禹居人上，栗栗如不满日。敬胜怠则吉，义胜欲则昌。日慎一日，寿终无殃”。
《路史》注光武作诏云：
“舜居人上，兢兢如履薄冰；禹居人上，栗栗如不满日。敬胜怠则吉，义胜欲则昌。日谨一日，寿终无殃也。”
《贞观政要》卷五“尧有敢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汤有司过之史，武有戒慎之铭”，其“武有戒慎之铭”说的就是“太公述丹书之言”的故事。
《容斋续笔》卷九“太公丹书”条载：“太公《丹书》今罕见于世，黄鲁直（黄庭坚）于礼书得其诸铭而书之，然不着其本始。”其后就详录了见于《大戴礼记》的这则故事。
《朱子语类》传二章：
“问丹书曰：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从字意如何？曰：从，顺也。敬便竖起，怠便放倒；以理从事是义，不以理从事便是欲。”
元胡一中《无逸图赋》：
“无逸有书周祚长兮，无逸有图唐室昌兮，克念作圣罔念狂兮，敬胜怠吉曷不蘉兮……”
乾隆《御制读召诰》：
“敬胜怠者吉，义胜欲者从。然必敬胜而后能义胜，则又敬之存乎内者也。内外交养，诚实无妄，祈天永命，其弗基于此乎?”
乾隆喜作诗，又多见以“敬胜怠”入诗。如《御门日作》：
“念彼劳始逸，勖此敬胜怠。周易有名言，干惕时自宰。”
又《日日行》：“一日复一日，九夏忽云来；一日复一日，倏至三冬哉。冬寒夏热相去逺，履霜坚冰渐由缓；敬胜怠胜丹书旨，一念之间迅乎此。”
又《湖心亭》：“西湖无不佳，而此称湖心。是为五官首，四面归照临。然予絜矩思，庶政谁所任。敬胜怠胜间，念念凛难谌。可恣游目乎，怵哉惟益钦。”
看来乾隆尤其念兹在兹，所以还将“敬胜怠”制印为铭。
中国文献流绪绵长，是经典文化的载体，但有关的真伪之争亦伴随不绝。比如《六韬》，宋人即有疑其伪者，清代崔述则断定为“伪作”。但是，地不爱宝，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早期墓，以及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汉宣帝时中山怀王刘修的墓，出土了两种版本的《六韬》（“太公书”） 竹简残本。可证其成书于先秦是没有疑问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上海博物馆从海外征集回归的战国楚竹简书，其中就有《武王践阼》，经研究还包含有两种版本，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热烈的讨论。相关的文字分别是这样的：
甲本：“师尚父奉书，道书之言：‘怠义则丧，义怠则长；义欲则从，欲义则凶’……武王闻之恐惧，为铭于……”
乙本：“武王问于太公望曰：‘亦有不盈于十言，而百世不失之道，有之乎？’太公望答曰：有……《丹书》之言有之曰：‘志欲则昌，欲志则丧；志欲则从，欲志则凶；敬怠则吉，怠敬则灭。不敬则不定，弗强则枉，枉者败，而敬者万世……’”
先秦古文字“胜”多写作“乘”、“”。文献中“乘”亦有“胜”之义。如《尚书•西伯戡黎》：“周人乘黎”孔传：“乘，胜也。”《本草纲目•百病主治药上》：“有阳乘阴者，血热妄行；阴乘阳者，血不归经。”等等。又经研究，上博竹简《武王践阼》甲本的“怠胜义则丧，义胜怠则长”的两个“义”字，可能是当时的抄手抄写错了，原文应该是“敬”，这可以由乙本对照得到证明。
学术史上的“疑古派”是从怀疑典籍记载开始，进而怀疑一些古书是“伪作”。如今我们有幸见到了许多真正的古籍，以及由其承载的经典文化。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经典的由来有自，和它的恒久生命力。
经典，在今天的时代，仍然有其新的意义。

关于乾隆帝昌化石“敬胜怠”玺
郭福祥
北京保利拍卖公司近日征集到一方乾隆皇帝的敬胜怠玺。此方清代乾隆皇帝的“敬胜怠”玺，昌化石质地，随形圆雕苍龙教子钮，通高8.5厘米，印面长11厘米，宽6厘米，印文为阳文“敬胜怠”三字，印文左右两边各有龙纹环绕。此玺在现藏于北京故宫的《乾隆宝薮》中有明确著录，经与实物比对，无论是体量，还是篆法布局都与《宝薮》中的记载相合。据《乾隆宝薮》著录，该玺与“惟精惟一”和“乾隆宸翰”两方压脚章组成三方一套的组玺，存于同一印匣中。标注的质地为“寿山石”，实物与著录的质地存在差异，对此后面将予以分析。本文主要考察此玺的三个问题。
一、乾隆皇帝“敬胜怠”玺印文之选取
乾隆皇帝宝玺的重要特点之一是择取玺文的渠道多种多样，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渠道是丰富的中国古代经史典籍。乾隆皇帝十分重视对汉文化的学习，自觉地利用儒家思想塑造自己，一生博览群书，好学不倦，他深厚的汉文化修养在其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有反映，在其宝玺中亦有充分的体现。他的许多玺文直接或间接出自经史典籍，特别是一些与治国理政和道德修养有关的宝玺玺文，多从《论语》、《诗经》、《尚书》、《周易》、《礼记》等儒家经典中择取。此方“敬胜怠”玺也是如此。
“敬胜怠”语出《大戴礼记•武王践阼》：“武王践阼三日，召士大夫而问焉，曰：‘恶有藏之约，行之行，万世可以为子孙恒者乎?’诸大夫对曰：‘未得闻也。’然后召师尚父而问焉，曰：‘黄帝、颛顼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见与?’师尚父曰：‘在《丹书》。王欲闻之，则齐矣。’三日，王端冕，师尚父亦端冕，奉书而入，负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师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西行，折而南，东面而立。师尚父西面道书之言，曰：‘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凡事不强则枉，弗敬则不正，枉者灭废，敬者万世。’藏之约，行之行，可以为子孙恒者，此言之谓也。” 由上可知“敬胜怠”一词是姜尚用来训诫周武王的，后来则被历代帝王奉为治国安邦的圭臬，乾隆皇帝也不例外。
乾隆皇帝对于《丹书》中的这段话和“敬胜怠”有他自己的理解，这就是要处理好敬与怠、义与欲的关系，无论对天地神明，还是对人对事，都要保持虔敬的态度，这是人君临驭天下的重要法则。早在皇子时期，他就认为人之立身，以至诚为本，若达至诚之域，就要择善固执，克己慎独，常怀“敬胜怠”之心。 继位以后，他常常就“敬胜怠”发表意见，认为“敬胜怠”就是要有所畏惧，为君者“万几待理，知惧鲜失。惟敬胜怠，动获贞吉。”在平日处理政事时，也是“念彼劳始逸，勖此敬胜怠。”
他不仅在自己的著作中反复提及“敬胜怠”，阐述其义理，还亲笔御书“敬胜怠”三字制作匾额，悬挂于圆明园方壶胜境景区的宜春殿内。 更以“敬胜怠”三字作为印文，刻制了此方御用宝玺。之所以如此，与乾隆皇帝将“敬胜怠”作为对自己的鞭策，以此时时警醒自己有密切关系。正如他自己所说：“夫天子宸章，择言镌玺，以示自警，正也。”此方“敬胜怠”玺，即是乾隆皇帝的自警之作。
二、关于“敬胜怠”玺的材质和印钮雕刻
前面已经提到，此方“敬胜怠”玺在《乾隆宝薮》的著录中是与“惟精惟一”和“乾隆宸翰”两方压脚章一起组成三方一套的组玺，存放于同一印匣中，并标注质地为“寿山石”。而此方“敬胜怠”玺实物的质地却是昌化石，与著录的材质存在明显差异，这是考察此玺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按照乾隆宝玺制作通常的规律，像这种三方一套的组玺，在材质上基本都是相同的，最起码也是相近的。只要我们找到在《乾隆宝薮》中著录的与此“敬胜怠”玺同装一匣的另外两方“乾隆宸翰”和“惟精惟一”玺，根据该两方玺的材质，就可以做出基本的判断。非常幸运的是，另外这两方宝玺现都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且都在《明清帝后宝玺》一书中发表过。
“乾隆宸翰”玺，昌化石质，通高15.2厘米、印面8 .4厘米见方，阳文篆书。所用昌化石质地极温润。雕刻者依据材质表面的不同色彩，巧妙构思，精心布局，雕刻出南国水乡的迷人景色。印体四周山石间有多处当时人题记，其中前面石上作者题：“莲塘三十里，四面起清风。鸳鸯飞不去，只在藕花中。己卯夏日过西湖，见莲花烂漫，摹之于石，以博大雅一哂云尔。存斋闻远制。”可知该印之雕刻出自康熙时期的篆刻家卫闻远之手，取材于西湖景色，雕刻的时间是康熙三十八年（1699）。“惟精惟一”玺，也是昌化石质，通高11.9厘米，印面6.9厘米见方，阴文篆书。印石青黄色中带有血斑，雕刻者利用印材缤纷的天然石色，随形雕刻祥云飞鹤，断崖千尺，江流之上扁舟一棹，是典型的夜游赤壁之情境。印体背面和右侧行草《后赤壁赋》全文，署款“可斋”。可知此作品的雕刻者也是生活于康熙时期的文人篆刻家。
从这两方印的雕刻和署款可知，这两方印章都是清早期民间文人的作品，不知通过甚么途径为宫廷所收藏。但明显的事实是，这两方印章在早于乾隆皇帝继位之前就已经进入宫廷。乾隆继位以后，要用这两方原藏于宫中的文人雕刻印料制作御用玺印，但只有两方，还缺少一枚引首章，于是就根据这两方印的材质，选取了一方与其相同材质的印料，让造办处的工匠雕刻了苍龙教子钮，配成一组。由于已有的两方印都是昌化石，故新配的引首章也选用了相同的昌化石，这非常符合乾隆时期三方一套组玺在印材选取上的通常做法。
至于《乾隆宝薮》中为甚么把这三方昌化石宝玺都标注为寿山石，可能和当时宫廷负责宝玺管理的人员对印石材质判定的水准有关。由于当时对各种印章石材的区分并不十分明确，加之宫廷用于雕刻御用玺印的石材又绝大部分是寿山石，出现这种误定也是可以理解的。这种材质认定错误的情况在《乾隆宝薮》中并非孤例，如将碧玉写成青玉等。
通过对此组三方宝玺的对比观察，此方“敬胜怠”玺与“乾隆宸翰”和“惟精惟一”在印钮雕刻方面存在明显差别。“乾隆宸翰”和“惟精惟一”的印钮雕刻是清早期民间文人典型的清雅风格，而此方“敬胜怠”玺的苍龙教子钮则显现出宫廷御用玺印的造型特点和皇家气息。该玺通体雕刻云龙，并利用印石青黄两色，将苍龙布局在青色部分，幼龙布置在黄色部分。苍龙五爪，体型巨硕，威猛有力，龙头位于印体顶端，占据印体的绝大部分空间。幼龙则三爪，位于印体侧面，回首顾盼，与苍龙形成呼应。从雕工和风格看，是典型的清宫造办处工匠的作品。
三、关于“敬胜怠”玺的钤用组合
此玺在具体使用时也有一些特殊之处。按照乾隆皇帝通常的御书玺印钤用规律，成组的御用玺印在钤印时基本上都是同匣中的各玺固定搭配钤用，也就是说，此方“敬胜怠”玺应该和“乾隆宸翰”和“惟精惟一”配合使用。但在实际留存下来的此玺钤印实例中，又基本上都没有和原本一匣的“乾隆宸翰”和“惟精惟一”一起钤用，而是和另外两方“乾隆御笔”和“所宝惟贤”组合。比如在《石渠宝笈》续编中著录的乾隆帝《御临董其昌节书通书》轴、三编中著录的《高宗纯皇帝御临董其昌书兰亭》轴、《高宗纯皇帝御笔仿黄庭坚书东坡墨戏赋》轴中，都注明本幅“钤宝三：‘敬胜怠’、‘乾隆御笔’、‘所宝惟贤’。”检阅《乾隆宝薮》，乾隆一生只刻制过这一方“敬胜怠”玺，因此这些乾隆御笔上所钤的“敬胜怠”玺无疑就是现在我们见到的这方。那么，与其相互配合使用的“乾隆御笔”和“所宝惟贤”又是怎样的两方玺呢？我们在颐和园宝云阁前石牌坊上的乾隆御笔对联中发现了同样的钤印组合，其中的引首章正是此方“敬胜怠”玺，这使我们得到了与其相配使用的“乾隆御笔”和“所宝惟贤”两玺的具体信息。其中“乾隆御笔”印面8.4厘米见方，“所宝惟贤”印面8.5厘米见方，都比原匣中的压脚章大。此方“敬胜怠”玺印面长11厘米，而与其同匣的“惟精惟一”玺印面却只有6.9厘米见方，印面大小差别明显，同幅钤用就会显得不太协调。所以改与印面8.5厘米见方的“乾隆御笔”和“所宝惟贤”组合钤用，在尺度比例上显然更为合适。这是目前比较合理的解释。从中也可以看出乾隆时期御用玺印在钤用时还是比较严谨和规矩的。

[清]王聘珍撰：《大戴礼记解诂》卷6，“武王践阼第五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清]弘历：《乐善堂全集定本》卷1，“立身以至诚为本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
[清]弘历：《御制文初集》卷26，“七情箴”。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
[清]弘历：《御制文二集》卷73，“御门日作”。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
[清]于敏中等编纂：《钦定日下旧闻考》卷82。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
徐启宪、李文善主编：《明清帝后宝玺》页213、215。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