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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5 黄宾虹 1953年作 西泠桥上望北高峰 立轴

西泠桥上望北高峰
拍品信息
LOT号 2635 作品名称 黄宾虹 1953年作 西泠桥上望北高峰 立轴
作者 黄宾虹 尺寸 88×49cm 创作年代 1953年作
估价 4,000,000-5,000,000 成交价 RMB 7,130,000


黄宾虹与西湖的情愫,缘来已久,据《画家黄宾虹年谱》记载,他早期曾时而来往金华和杭州之间。1873年(光绪癸酉年)10岁在金华,遇能书画者,必访问究其理法,与倪谦甫、倪易甫学书画“当如作字法,笔笔分明,方不致为画匠也。”随父游览杭州,见王蒙山水画,细心临摹。1885年(光绪乙酉年)22岁,春,由歙出新安江经杭州至南京再到扬州。饱览新安江及大江南北山水,沿途写生,留居杭州。1888年(光绪戊子年)秋后由扬州经杭州返金华探望双亲。过杭晤收藏家金德鉴,应金氏请求,割爱部分书画,开始学篆籀。

1948年,85岁的黄宾虹毅然南返应聘任教于国立艺术学院,“因爱西湖之美,遂决计定居杭州”。栖居栖霞岭上,走完生命的最后7年。晚年的变法和成就已拉开了此前古典山水画范畴的距离。他在九旬之年所表现出来的激情,使古典山水画具有现代性格和独特的风貌。其创造模式是融会古今,对于中国画史传统的内在、整体的把握以及切入主旨的创造性阐释,黄宾虹为中国画近代史的“里程碑”,正是其生命终结前的“衰年变法”而名至实归。

《西泠桥上望北高峰》将西湖的一角纳入画中,构图从一侧展开,以平远法组织画面。笔法一如宾虹的惯有作风,沉着老辣,点皴手法熟练多变,墨色丰富,沉凝而具内美,不时辅以大胆的泼墨法,淋漓尽致,将黄宾虹“浑厚华滋民族性”的艺术主张诠释得准确而生动。从画中的题款可知,此画面是宾虹在西泠桥上写生所得。宾寓居西湖栖霞岭时,与西冷桥近在咫尺,时时外出写生。他的写生是别具一格的,著名画家方增先先生曾说,他曾经看黄宾虹写生,就在西湖边上,黄宾虹对着眼前的宝石山作画,他站在旁边看,黄宾虹是一边看一边画的,但是方增先眼里看到的宝石山跟黄宾虹笔下所画几乎毫无关系。中国画论向来重视师法造化。黄宾虹也一再说“师古人莫若师造化”,“师造化”可以解释为学习自然,体悟自然,其含义比“写生”更为宽泛,写生只是师造化的一种方法。黄宾虹论画,较少用“写生”一词。当他用“写生”时,有时指对景描画,有时指根据记忆作画,或称之为“纪游”画。这正是黄宾虹的独到之处,他的写生不是照抄景物,而是以心照物,写山水之神。

说明:此幅黄宾虹《西泠望北高蜂》为傅雷旧藏,1962年为纪念黄宾虹诞辰一百周年,傅雷呼吁浙江、安徽两省合作,由浙江人美出版一份全面呈现黄宾虹成就的选集。傅雷希望负责此事的人,不要只出版公共收藏中的作品,因为它们主要作于黄宾虹八十六七岁至九十岁之间,在傅雷看来,它们之中的精品不多。傅雷为浙江人美提供了一批黄宾虹的作品,据1962年12月傅雷收藏黄宾虹先生作品清单,此幅《西泠望北高蜂》为立轴二十三件中编号2的作品,1963年1月3日,傅雷收回大小镜框十三件,轴十三件,在表内皆以墨笔划去为记,此件《西泠望北高峰》也在列。作品于文革在后退赔与傅聪,现藏家于上世纪80年代从傅聪家获取,一直珍藏至今。

傅雷收藏的黄宾虹画作,“文革”后如何物归原主?
翻译家傅雷与画家黄宾虹是忘年交。1955年黄宾虹去世,傅雷为妥善处理他的画作与收藏而四处奔走,不遗余力地张大他的声名——黄宾虹在国画界今日的地位,有赖于傅雷早期的努力。
傅雷收藏的黄宾虹画作,和它的主人一样,在“文革”期间历经坎坷周折。1979年以后,在各方努力下,被强制没收的艺术品逐渐归还傅家。在黄宾虹诞辰150周年之际,中西书局出版澳大利亚学者罗清奇(Claire Roberts)著《有朋自远方来》一书,讲述傅雷与黄宾虹艺术情谊,也披露了这些艺术品物归原主的经过。

为黄宾虹的艺术遗产四处奔走
1955年初,傅雷正忙于翻译巴尔扎克的《于絮尔·弥罗埃》(Ursule Mirouët),突然获悉黄宾虹病重。他马上写信给黄夫人宋若婴,致以问候,可惜信来得太迟了。当接到黄宾虹逝世的消息,傅雷再次致信宋若婴,表达未能在黄病重期间探望的遗憾,并寄以哀思。
傅雷紧张地、几乎是与世隔绝地投入到他的工作中,这使他无法亲赴杭州。不过他还是尽力帮助宋若婴处理黄宾虹的身后事,包括整理黄宾虹数量巨大的画作和古代收藏品。

3月27日,傅雷写信给身在华沙的傅聪,谈及黄宾虹的去世:
黄宾虹先生于本月二十五日在杭患胃癌逝世,享寿九十二岁。以艺术家而论,我们希望他活到一百岁呢。去冬我身体不好,中间摔了一跤,很少和他通信;只是在十一月初到杭州去,连续在他家看了二天画,还替他拍了照,不料竟成永诀。听说他病中还在记挂我,跟不认识我的人提到我。我听了非常难过,得信之日,一晚没睡好。
傅聪仍然记得黄宾虹与父亲之间漫长而热烈的对谈,以及从黄宾虹处源源不断寄到家中的信件和画作。
在黄宾虹的葬礼上,家属准备的发言,由黄宾虹长子黄用明读出,说明将艺术家的全部收藏捐献给国家。遗赠中有超过一万件物品,包括黄宾虹约四千幅作品,还有他的藏书、信件、手稿,以及他收藏的古董;把它们献给国家,是为了令它们“得到更好的保存”和“实现更大的用途”。

这批遗赠最先捐给黄宾虹曾经任教的华东美术学院,但它被拒绝了。多个月之后,仍然未能找到黄宾虹遗赠的接收机构。直到1956年,浙江省政府宣布计划将黄宾虹故居建成纪念馆,但计划并未实行,杭州当地政府也迟迟未开始建造黄宾虹的墓地。黄宾虹遗孀宋若婴为此感到忧心,并联系了傅雷。傅雷代表她向浙江省文化局局长、翻译家黄源(1905-2003)写了一封长信,详细地一一提出这些问题。他代表黄宾虹的遗孀和家人,要求让他们获得应有的尊重,并要求政府理解黄宾虹成就的重要性,以及他艺术遗产的价值。傅雷的信产生了他期待的效果。1957年末,黄宾虹纪念馆对公众开放了;第二年,也就是黄宾虹逝世三周年之际,经中共中央委员会的批准,他的收藏正式由浙江省博物馆接收。

随着黄宾虹诞辰一百周年的到来,傅雷受中共华东局委托,为官方纪念活动提供建议。1962年6月,他准备了一份文件,要求恰当地纪念老艺术家的生平,指出浙江省博物馆并没有承担起他们的责任,整理、记录和保存黄宾虹的收藏,并对此感到惋惜。此文附于本章末尾。傅雷呼吁浙江、安徽两省合作。纪念活动的一个主要内容,是出版一份全面呈现黄宾虹成就的选集。傅雷希望负责此事的人,不要只出版公共收藏中的作品,因为它们主要作于黄宾虹八十六七岁至九十岁之间,在傅雷看来,它们之中的精品不多。
这本纪念黄宾虹诞辰一百周年的画册,因为“文革”的爆发而延迟到1985年,也即黄宾虹逝世三十年后才得以出版。《黄宾虹画集》收录了一百一十四幅画作,其中包括傅雷、陈叔通、赖少其和黄宾虹其他好友的收藏,以及浙江省博物馆的馆藏。
“文革”中的黄宾虹、傅雷及其家人
到1966年8月,“文革”对知识分子、作家和艺术家已经造成了恐怖的冲击。虽然已过世多年,黄宾虹还是被戴上了“黑色艺术家”的帽子,他的画作被批判为“黑山黑水”,他的坟墓遭到破坏,遗像被打烂。黄宾虹纪念馆的牌子被毁坏,这座曾经的故居被改造成民居,纪念馆前花园的两棵大树被砍掉,为改造工程让出道路。
在上海,一群代表当地居委会的人在1966年8月30日搜查了傅雷的家。随后的几天里,红卫兵继续抄家,充公画作、书籍和被认为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或者反动的私人物品。最后,他们强行打开阁楼中傅雷小姨子寄存在他家的一个箱子,在里面发现了一面有蒋介石头像的小镜子,以及一份恰好登有宋美龄照片的画报。这两份不属于傅雷的物件,成为翻译家反党的罪证。

9月2日早上,傅雷和朱梅馥被拖到家门前,被迫站到凳子上,戴上高帽。他们的两个儿子远在他乡——傅聪在伦敦,傅敏在北京。大字报“打倒傅雷”被贴到墙上,人们堵在街上围观、嘲弄,甚至参与批判。傅雷和朱梅馥不愿再受侮辱,决定自行了断。那天晚上,两人在睡房窗棂上上吊自尽。他们用的是产自浦东的手织棉布。浦东是他们近六十年前出生的地方。

被充公物品的下落
傅雷夫妇弃世之后,家中被贴上封条。所有遗留下的东西都存放在里面。傅敏当时是北京第七中学的年轻教师,他自己也被“文革”波及。他因为是傅雷的儿子、傅聪的弟弟而受到冲击。两人都被看作国家的敌人。他通过电报得知父母的死讯。两个月后,香港的友人在广播中得知噩耗,打电话告诉身在伦敦的傅聪。傅敏无法回到上海,而傅聪刚刚入籍英国,也不被允许回到祖国。傅敏直到父母弃世六年后的1972年,才得以重回上海。再过了六年,直到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倒台,傅雷才被恢复政治名誉,傅聪才被准许回到上海。
1979年傅雷生前所属的上海文艺界联会筹办了追悼会。弃世十三年之后,傅雷和朱梅馥最终于在1979年4月26日得以安葬。自从1954年起定居欧洲的傅聪,获得特别准许参加仪式。在一帧照片中,神情严肃的傅聪手捧父母的骨灰盒,傅敏手持父亲遗像,正准备登上汽车,前往上海革命烈士公墓。
追悼会之后,在抄家中被充公的很多物件都被退回给傅聪和傅敏。傅聪记得他曾收到过文化部门的信件,请他去领回父母的物品。当他在1979年重访上海时,曾去过一个存放充公艺术品的仓库。当时有地位的人,被允许任意带走想要的东西,作为补偿。傅聪描述,那简直像一个疯人院,人们像盗贼一样贪婪地四处搜掠。傅聪实在感到恶心,觉得这种行为延续了“文革”所带来的混乱与耻辱,于是径自离开了。

上海市文化遗产与书籍管理处,根据上海音乐学院提供的信息,列出了一张包括傅雷和朱梅馥遗物在内的充公物品清单。文件上的日期是1967年底,即傅雷夫妇弃世后一年。傅雷是一个很有条理的人,对自己的物品都做了极细致的编号。上海音乐学院的清单有可能是依据傅雷亲手拟的文件完成的,因为它记录了艺术家的名字,以及画作的类型,例如“高凤翰山水册页”,或者“黄宾虹水墨山水挂轴”。虽然很难通过这些粗略的描述,确认每一幅作品,但是通过排除法,傅雷的家人基本上能够确定未被归还的物件数量。根据家人的记录,傅雷收藏的黄宾虹作品共计有一百三十七幅画作和八套册页。其中约三分之二已经退还。对这些物品的归还,虽是个别情况,却也是对“文革”的混乱及其对个人造成的创痛的一种纠正。在傅雷和朱梅馥弃世超过四十年之后,他们的儿子傅聪和傅敏继续寻求归还艺术品和个人物品,通过它们怀念自己的父母,体会他们精致的艺术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