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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5 张宗苍 云栖山寺 手卷

云栖山寺
拍品信息
LOT号 3045 作品名称 张宗苍 云栖山寺 手卷
作者 张宗苍 尺寸 46×230cm 创作年代 --
估价 咨询价 成交价 RMB 80,500,000
著录:
1.《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汇编·石渠宝笈续编》第四册,第772页,北京出版社,2003年。
2.《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第七册,第61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
3.清·胡敬辑《国朝画院录》(《历代书画录辑刊》第一册,第440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
4.《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赏溥杰书画目》)第十四页,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民国二十三年(1934)八月。
5.福开森著《历代著录画目》第266页,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年。
6.《国宝沉浮录》第41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修订本。
题识:臣张宗苍恭写。
钤印:张·宗苍
题跋:
1.汪由敦(1692-1758)题:一碧万竿翠,双流百折澄。竹泉行处尽,门径得来登。磬礼悲心佛,畴咨苦行僧。钟鱼守本色,拳拂谢多能。矮屋常妨帽,明珠不断灯。莲池家法在,六字括三乘。御制云栖寺六韵。臣汪由敦敬书。 钤印:臣·由·敦
2.乾隆(1711-1799)御题:偶逢粘壁宗苍画,更见由敦书有诗。原是云栖所旧作,可当禅偈以观之。神来腕运者何在,泉韵峰容故若斯。装卷石渠庋佳迹,珍其人往自为嗤。辛丑(1781)九秋,御题。 钤印:古稀天子、犹日孜孜
鉴藏印:石渠宝笈、石渠定鉴、宝笈重编、乾隆御览之宝、乾清宫鉴藏宝、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八征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洗尽尘氛爽气来、嘉庆御览之宝、宣统御览之宝
说明:
1.乾隆帝御题,汪由敦题御制诗。
2.清宫原装裱,玉别子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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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中僧院斯为最 艺苑巨擘粘壁图
——张宗苍《云栖山寺》赏析
《石渠宝笈》著录,乾清宫贮藏,张宗苍绘《云栖山寺》卷,宣德笺纸本,“浅设色画摄山云栖寺诸景”,前有汪由敦题乾隆帝“御制云栖寺六韵”,后皇帝又于乾隆四十六年(辛丑)再跋自作诗一首,睹物思人,追忆云栖之幽静,慨叹张宗苍绘法之高妙,“装卷石渠庋佳迹,珍其人往自为嗤”,以示怀念。
四临浙水 八度云山
云栖山寺与灵隐、净慈、虎跑、昭庆诸刹齐称杭州五大丛林名刹。《云栖纪事》云:“山之巅有五色瑞云盘旋其上,因名。”其主持莲池大师为著名高僧,中国净土宗第八代祖师。乾隆十六年(1751)正月,一向秉承以“孝”为先的乾隆皇帝,奉皇太后第一次南巡江浙即驾幸云栖寺。在此之前,康熙皇帝、雍正皇帝在南巡之时曾游云栖寺。乾隆皇帝曾于十五年(1750)“二月奉皇太后西巡五台山”,又“为给皇太后祝寿,于瓮山建大报恩延寿寺,更山名为万寿山,易西湖名为昆明湖”,所以其作为天子的第一次南巡,也有尽孝行顺的情理。这一年的三月初五,皇帝抵达杭州云栖寺。
清光绪钱塘丁氏重刊本《云栖纪事》载:“乾隆十六年岁次辛未,今皇帝举省方之典,特奉慈帏(皇太后)临幸东南,三月抵浙,观风之暇,历览林泉,是月初五,蒙驾幸云栖寺”。皇帝不仅于“进前殿禅堂及莲祖像前皆上香致敬”,于“修篁深处”进膳、御笔写兰,并收干笋一匣,题匾,赐金等等;“越七日”,复来云栖寺上香礼佛,观看董其昌《云栖碑记》一册、《金刚经》一卷并题端“香光法宝,永镇云栖”,经卷题诗有“山寺虽多此寺幽,特教清跸重来游”之句。而本卷汪由敦所题御制五言排律“御制云栖寺六韵”即为乾隆皇帝此时之作。此后,乾隆皇帝对云栖寺的喜爱之情,可谓发乎于情,见乎于行。乾隆二十二年、二十七年、三十年,皇帝又三年驾幸云栖寺,而每至云栖寺,必来两次,是谓“四临浙水,八度云山”。
乾隆二十二年(1757),皇帝“复奉圣母巡狩浙江,三月初二日载幸云栖寺”,“至正殿及莲祖静室上香敬礼如十六年式”,“仍诣修篁深处小憩”;“越三日,圣驾再过云栖寺”,不巧的是,当日大雨,扈从大臣“恐道路泥泞,皇上登山未果”,然而“(皇)上竟鸣鞭入寺”。
乾隆二十七年(1762),“三月初九日圣驾三次南巡,更幸云栖寺”,“次入莲祖像前致敬,进修篁深处小憩,谕进香光金刚真迹,因纸促乃携入行宫”并题诗云“浙中僧院斯为最,不事庄严事朴淳”;三月十一日,圣驾“再幸云栖,上香礼佛,进修篁深处”。
乾隆三十年(1765),“闰二月皇帝狩浙江,初五日至海宁观塘,十一日驾幸云栖寺”,“至莲祖静室,亦上香礼敬,次入内山修篁深处”,“谕进董氏华亭金刚经真迹带回行宫,续四绝句”;“十六日,圣驾复幸云栖,仍三处上香致礼,竟入后山小憩,命侍臣取兰花墨迹对核石刻”。于十九日有诗曰“云栖最爱幽而朴,每至西湖必两来”。
众所周知,乾隆皇帝蒙雍正帝赐号“长春居士”,是“崇礼尚佛”的君王,所以每至寺院拈香礼佛是其行为修行。如果说乾隆皇帝初次和第二次巡狩江南,多有奉母尽孝之情,而其后的数临云栖寺,更多的是留恋于山寺美景,或是念念不忘于禅理与前贤墨迹。据查,乾隆皇帝是驾临云栖寺次数最多的皇帝。如此热爱书画的天子,必然要命画家们绘制云栖寺景色。巧合的是,在这一年,也就是乾隆十六年,皇帝第一次奉母南巡的之时,苏州人张宗苍进献《吴中十六景》,深得乾隆皇帝的欣赏。
艺苑巨擘 中吴宗苍
参与《石渠宝笈》三编的胡敬在其《国朝院画录》中记“乾隆间以主簿衔需次河工,十六年南巡,献画册受特知,供职画院”;《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记:“乾隆十六年,如意馆……内开为六月初二日员外郎郎正培奉旨:画画人张宗仓每月钱粮公费着照余省,丁观鹏一样赏给,于六月起。钦此。”清代画院画画人按艺术水准高下分为三等,乾隆六年(1741)清内务府《各作成做活计清档》载:“司库白世秀来说,太监高玉传旨:画院处画画人等次,金昆、孙祜、丁观鹏、张雨霖、周昆、余省、周鲲等六人一等,每月给食钱粮银八两、公费银三两;”而余省、丁观鹏此时为画院一等画家,张宗苍一入宫廷便为一等画画人,足见乾隆皇帝对张宗苍的殊待。而后《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又记:“(乾隆十六年七月)十二日副催总佛保持来员外郎郎正培,催总德魁押帖一件,内开,又五月初六日太监刘成来说,太监胡世杰交条画宣纸一张,册页宣纸十二张,手卷宣纸六张。传旨:俱着张宗仓画,赶出外时一定要得。钦此。”
据统计,在张宗苍成为宫廷画家,供奉画院的五年(1751-1755)中,仅《石渠宝笈》著录的约为一百余件(胡敬《国朝院画录》、《清史稿》均记为“百十六件”,另查为105件),因此,张宗苍成为作品被收入《石渠宝笈》数量最多的宫廷“院画家”(非词臣画家,词臣画家中数量最多为董邦达)。其他未入录的当然还有不少。而内藏的张氏画上,大多有乾隆的亲笔题咏,《石渠宝笈·续编》著录清高宗乾隆御题张宗苍作品就已经有47件之多,皇帝题赞张宗苍画可谓不吝美辞,赞赏之情溢于纸外。如“窗外屋中两渺茫,僧繇致雨宗苍雪,虽寒湿不透衣裳。张姓连天果异常”、“艺苑于今谁巨擘,中吴宗苍真其人。”而张宗苍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离开画院如意馆,又一年去世之后,乾隆皇帝更加理解和珍爱其绘画作品,对其作也多有吟咏和题跋,“宗苍虽物故,画自有精神。逢着便题句,笑今始解珍”,又如乾隆五十三年(1788)“又对宗苍画,相看意与迟。配藜惟以韵,惨淡不称奇”;乾隆五十六年(1791)“水阁凭栏剧谈者,又欣一晌对宗苍”。另有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石渠宝笈·三编》著录《张宗苍画山水》(见下图)记乾隆皇帝分别于乙亥、丁亥、己丑、甲午、乙未、己亥、壬寅、癸卯、己巳、丁未、戊申、庚戌、辛亥年共计13次题跋,并题“神”字,足见其喜爱程度之深。
粘壁云栖 装卷石渠
乾隆皇帝如此推崇张宗苍,在于其绘画“绘事属铺张,偏能脱华藻”,正是其山水中“生风叠树郁葱蒨,吐云绝壁堆嶙峋”,画面中有一种飘逸流动、神采飞扬之气韵。这恰恰契合了皇帝行文赋诗奉行“惟理足可以载道,气盛可以达词”为圭臬的原则,故尔,几暇临幸画院,其每问张宗苍画成与否,回曰:气韵尚未至。皇帝深以为然,念念不忘。胡敬《国朝院画录》中,是这样评张宗苍山水:“宗苍山水气体沉厚沉着,多以皴擦笔钩取韵致,胸次高卓,一洗画院甜熟之习,即使伏处衡茅,亦当传世。”
本作绘“云栖山寺”,应为皇帝于乾隆十六年首次南巡云栖山寺之行后命张宗苍所作,因《石渠宝笈·续编》亦著录张宗苍画《云栖胜景》一卷,皇帝题曰:“辛未(1751)南巡,两游云栖,留题者屡矣,倾命张宗苍为此图,因成一律。时壬申(1752)夏日也,御笔”,本卷《云栖山寺》卷著录于《云栖盛景》之前,且与台北故宫所藏,《石渠宝笈·续编》著录的张宗苍所绘,亦为汪由敦题写乾隆帝十六年御制诗《灵岩山寺》著录条目毗邻,故有此猜想。因张宗苍66岁时才进入宫廷画院,不仅须发苍苍,其绘画风格已臻入化境,颇为成熟。其中台北故宫博物馆所藏《云岚松翠》、《灵岩山寺》、《西湖图》等等诸多作品绘画手法与本作表现出一致性。
本卷画乾隆“云栖寺六韵”诗意,其间“云栖竹径”、“洗心亭”、“莲祖真身塔龛”、“云栖寺山门”、“云栖寺大殿”等等似有在目之感。此作大气磅礴、构思严密,皴染沉着,苍厚华滋。以干笔积累山石皴法,以淡墨处理林木之间,干湿并重,层层积染,由此将宫廷画院惯有的甜熟柔媚之习气一洗而空,从而彰显了其山水画中深厚气韵、深远的庙堂意境。
“偶逢粘壁宗苍画……装卷石渠庋佳迹。”说明此卷原为装饰皇宫内室的“贴落”,“贴落”这个名称来命名绘画,中国最早的纪录在乾隆年间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中出现,也称为天顶画和全景画,是一种壁画形式的装饰手段。画画人(宫廷画家)大量的作品是用于建筑的室内装饰的,这些装饰画称贴落,所谓贴落既是贴、落都很方便的用来装饰室内的一种书画作品。故宫的不少宫殿内迄今都还有当年用于装饰没有揭下的贴落画。也有部分贴落在乾隆朝时因乾隆帝念及画画人已故去,为纪念而下旨揭下装裱成轴或卷为皇室收藏。本卷即为张宗苍去世,皇帝思念其作,遇到他的画就题以诗跋,结果痴迷到命太监将宫内张宗苍的画作都搜集起来,甚至把补壁的“贴落”也揭下装裱并一一题诗作记。“内府所藏宗苍手迹搜题殆遍”,所以乾隆帝有“求之于今几莫俦,求之于古竟堪比”之叹。
《石渠宝笈·三编》的编纂官之一的胡敬在《国朝院画录》中记载本卷为“云栖寺图一卷,乾隆壬寅御题”,乾隆壬寅年为公元1782年,本卷御题为辛丑,即1781年,且《石渠宝笈·续编》著录为“辛丑九秋”,故胡敬所记应为误记。
此卷一直深藏于宫廷,《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记载清末由末代皇帝溥仪于1922年十一月十七日以“赏赐溥杰”的名义始流出宫外,杨仁恺《国宝沉浮录》记载“张宗苍《云栖山寺图》,《石渠宝笈重编》著录。真迹。在吉林省公主岭私人手中”,可知,本卷并随溥仪先后辗转北京、天津及长春。
此卷曾先储藏于天津静园,后 “1938年12月,溥仪派人将存放于天津静园的绝大多数古玩书画共计六十七箱全部运至伪满新京,并由特务机关经办人专门开具了收据。运至伪满新京的旧版书有36箱,字画有31箱。书画箱均为松木制成的长方形箱子。”后这批珍宝辗转入藏长春“伪宫”,即小白楼,其为长春的一处建筑面积670平方米,二层单体砖混的灰白色楼房,内藏了成百上千件国宝,是为溥仪私人收藏图书字画的场所,主要储藏以从紫禁城内盗运出来的部分清宫旧藏为主,并包含溥仪之后陆续收购来的,和日伪官吏进献给溥仪的。后伪宫人员遵照溥仪的旨意,重新设立了账簿。每簿都分为手卷、册页、挂轴三个部分,每一部分均从第一号起。这些字画账簿由专人负责管理,溥仪想观赏时,就按目录点选,看完后再送回原处。抗日战争胜利之时,溥仪匆忙中未能带走全部珍品,许多名画法书任其散落,幸运的是,本卷虽流落民间,未遭水火之灾,且装池完好,卷前宫廷造办处御用八达晕锦包首宛然若新,题写“乾隆御题张宗苍画云栖山寺” 玉别子完好无损,天道使然也,于今国宝再现光华,珍罕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