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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21 清康熙54年（1715） 御制铜鎏金蒲牢钮八卦纹「南吕」编钟

御制铜鎏金蒲牢钮八卦纹「南吕」编钟
拍品信息
LOT号 5021 作品名称 清康熙54年（1715） 御制铜鎏金蒲牢钮八卦纹「南吕」编钟
作者 -- 尺寸 高31cm 创作年代 清康熙54年（1715）
估价 4,000,000-6,000,000 成交价 RMB 6,900,000
材质 形制

「康熙五十四年制」款
备注：
•北京先农坛（传）
•C. Ruxton 及 Audrey B. Love 伉俪收藏
•纽约佳士得，2004年10月20日，编号456（五件之一）

此鎏金编钟是来自一套为清代先帝文庙或先农坛祭祀典礼时奏礼学使用的编钟。器形呈圆酒桶形、腹腰稍宽、下口平齐，和战国时代原型的扁圆而下口带角的造型颇不相同。康熙亦统一编钟的大小，以钟壁的厚薄和重量来调节高低音调、有异于前朝以小钟发高音、大钟发低音的做法。钟身前后分铸「八卦」纹一组、横向以鼓钉、纵向则以回纹形的夔龙分隔。正面中央铸阳文楷书律名「南吕」、背面铸年款「康熙五十四年制」。下方近口处铸八个「音乳」，作击打之用。
清代时按古制于坛庙祭祀和殿陛典礼两类场合使奏用中和韶乐、而乐器的种类和配件非常讲究，以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类材料（又名「八音」）制造，凡十六种、多达六十多件。编钟属金属类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系，而它的历史更可追溯至商代。据万依在《故宫博物院藏宝录》（香港1985年出版）的「金钟编」所述、除于1978年湖北随县出土的一套战国编钟达64件之多外、往后的朝代的宫廷编钟多为16枚一套。到康熙时、虽仍保持着16枚一套的制度、但音律的编排上略有改动：原有的十二律由低到高依次是：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 、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康熙年间以四个倍律（低音）、倍夷则、倍南吕、倍无射和倍应钟，取代沿用的四个清声（高音）。由于清朝的编钟是以钟壁厚薄来调音，而据壁厚律高低规律、依《清会典图》所记、发音最低的「倍夷则」重达清秤180两、发音最高的「应钟」则达清秤380两，差别逾二倍之多。
此编钟品相优美，交龙钮的铸雕精到，龙头五官和鳞片至为细致，瞠眼张口的神态和龙爪紧张，格外传神。钟身的八卦纹和字款等亦利落分明。器形上圆头的钟腹向上下微弯、与平直的钟顶和下口呈强烈比对、铸纹图案以纵横线框供围合分开（八卦）纹样、再配以小而高佻突出的鼓钉和圆大扁平的音乳、构成一饶富几何风格的图饰。除少处磨耗外，鎏金整体金光辉映，令人想象到康熙时祭祀典礼、全套齐悬在金漆雕木编钟架上时所展现的华贵及庄重。
同于康熙五十四年铸造的「太簇」编钟（Lot454）于香港苏富比1989年5月17日拍出。康熙五十二年铸造的编钟亦在苏富比的拍卖上出现，其中包括1956年纽约苏富比Lot40、Lot41，1978年伦敦苏富比 「姑洗」编钟（Lot110），2007年香港苏富比八卦纹「无射」编钟（Lot1327）。北京故宫博物院内藏一套十六个的铸雕云龙纹的编钟，但其下款略有不同，作「康熙五十二年审定」。

康熙二十二年，统一台湾岛；次年康熙皇帝开始他人生中第一次南巡，检阅河工；康熙二十四年，击溃俄罗斯军队，弭平雅克萨城寨；次年康熙皇帝驾临潭柘寺，静香礼佛；康熙二十九年至三十九年间，常年清剿西疆及西北边陲的准噶尔部；在这期间，康熙三十五年敕命宫廷画家焦秉贞创作《御制耕织图》，并由鸿胪寺序班臣朱圭镌刻制作成刊本在其随后的南巡中广为分发，以期引起全社会对于农桑的重视；康熙五十二年开始对坛庙祭祀和殿陛典礼乐器重整改造，并于五十四年刊定《律历渊源》，一改明代中晚期以来礼崩乐坏的社会纲纪，重现树立了清代正统的礼乐制度。
而这样伟大的【千古一帝】与这样美好的康乾盛世在这些扁平的琐碎史料面前总是略显呆板，与其记住这些琐碎史料，不如直接走近康熙时代所以留下来的那些创造，毕竟「霞乃云魂魄，蜂是花精神」，无论金铜编钟、大宝箴挂瓶、戗金香几皆是他个人在一个并非太平盛世的环境中亦步亦趋的去建立一套全新的治理体系的见证。而他自始至终忠于自身克己勤勉的准则，在临终遗诏中仍不忘开篇名义，「从来帝王之治天下，未尝不以敬天法祖为首务。敬天法祖之实，在柔远能迩，休养苍生，共四海之利为利，一天下之心为心，保邦于未危，致治于未乱，夙夜孜孜，寤寐不遑，为久远之国计，庶乎近之。」这样的天子理应得到时光的眷顾，在历史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蕤宾」、「南吕」、「应钟」折射出的小世界
十二月令：「乃奏蕤宾，歌函钟，舞大夏，以祭山川。」
公元700年，为大周久视元年，也就是武则天登基后的第十个年头，而久视则是他所用的第十一个年号，这一年《通鉴》卷二〇六：「太后使洪州僧胡超合长生药，三年而成，所费巨万。太后服之，疾小愈。葵丑，赦天下，改元久视；去天册金轮大圣之号。」癸丑为五月，也就是公元700年的五月，武则天小病痊愈，为祈求长生不老，改元久视，而久视一词则典出《老子》——「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祗，长生久视之道。」这个年号承载了这位女皇对自己能够长治久安的殷切期望。
而据史料记载，正式的年号更替发生在仲夏月之末，也就是五月二十七日，而在那之前大约一周的时间，武则天或许由于去疾之喜，刚刚仿效东晋王羲之兰亭「修禊」雅集举行了他人生中最为盛大的一次君臣诗会。武后率各自政见不同的十六位要臣巡游中岳嵩山，登封峻极后，避暑石淙河，在水漂石上大宴群臣，旁有仕女起舞，鼓乐相助，君臣饮酒赋诗，比之东晋曲水流觞的风雅则更增加了一丝豪迈之感，或许可作为他政治生涯巅峰之见证。并未在自己的墓碑上留下一笔一划的这位女王为自己这一次雅集即兴作诗，十六位从臣应诗，薛曜书丹，在登封石淙河畔的摩崖上刻下了著名的《夏日游石淙诗并序》，记录了此次盛事，后署「大周久视元年岁次庚子律中蕤宾十九日丁卯」款。
「律中蕤宾」也就是指这一年的五月，五月十九日，还没有正式改元，武则天已经兴致勃勃的享受起这个年号，五月，他没有用葵丑，而是用了「律中蕤宾」四字，由此可知，他对于这个仲夏时节的选择并非心血来潮，她更看重的应该是律应蕤宾所能带来的深层含义，《周礼•春官•大司乐》：「乃奏蕤宾，歌函钟，舞大夏，以祭山川。」古代十二律与十二月令中的词汇在现代汉语中使用极少，常令人有陌生之感。而除了指代特定的乐律与月份之外，应钟代表着十月、南吕代表着八月、蕤宾代表着五月等等，在表层是古汉语对于某一月份的称呼，深层次的含义则是我们与周遭世界的关系，四季更替，潮涨潮汐，即使是一代女皇亦顺应着天时努力去维系着与群臣和天地世界之间的关系。仅以阿拉伯数字标定的话，这整个体系都显得扁平化。
这些上古时期的古老智慧在朝代更迭之后难免走入象牙塔，而前面如此冗余的叙述发生在大周年间的雅集，正是想要赋予这些古老的律令与月令一种更真实的，曾经被真实使用过的语言环境，因为这些场合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已经极为罕见——即专为帝王朝贺、祭祀天地等大典所用的雅乐。通俗的来讲，这种音乐并非以弹奏优美的旋律为目标，也从未以为歌唱或舞蹈伴奏为意义，其演奏时最重要的是岁次与节气，是其所连接的皇权与神明之间的那个时间节点。所以在理解自先秦以来历代宫廷雅乐必备的「编悬」乐器时，所谓「八音纲纪」是我国自西周以来按乐器的制造材料来对乐器进行分类的方法，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类。而在这八类中，编钟则是代表金之属的乐器，是为八音纲纪之首。其演奏并非靠连续敲击不同律应的编钟而产生旋律，其实际的使用应为引领着八种材质所制作的各类传统乐器共同演奏，在不同的月份则使用不同月令的编钟。不同编钟音律上的高低并非为演奏旋律而制作，而是为了去应和演奏的不同节气与场合，所谓「律应」，应和的并非某一乐章的上下文，而是历代天子所祭拜的那个四时之相。
「钟律调自上古」
利用声音的高低、强弱等来表达自身的意图与情感并非人类感知系统所独有，而是属于这个古老世界最原始的一种语言。无论是近代人依然在使用的海螺或牛角，还是远古人敲击石器、木器产生的震踏之声，都是我们人类通过捕捉自然现象本身再反馈给自然界最直接也最纯真的情感表达。
而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发展之中，我们逐渐认识到物体的声音是由物体震动的频率而发出，简单的一只海螺或牛角因其自身天然形态，通过吹奏就可以产生do、mi、so三个音符，而如若通过两只音高不同的牛角或海螺的迭加，则可以互相定音，进而得到do、re、mi、fa、so、la、xi七音，而这正式我们人类认识并了解音律的起始。
通过对于七音音阶的捕捉，中国古人以竹管或骨笛等管状发声器进行模拟，通过改变竹管内空气柱的长短来实现相似音高的确认，所谓三分损益法，实际上就是通过数学运算尽量精确的调整空气柱的长度（如果换成古琴等，则为利用发出频率的弦长作为计算基础），从而确定音高，以do为基础频率的话，「三分」即一分为三之意，「损」即现代数学的减法，「益」即现代数学的加法，将产生基础频率的空气柱长度不断加减其之前长度的1/3，加减各算一次并连续12次之后，会得出12个数值，而第一个数值与第12个数值近似于（并非相等）2倍关系，即产生了一个近似于（并非相等）我们现在理解的「八度」的闭环。这12个因基础频率不断损益而产生的新频率，在中国古老的律吕体系中被一一赋予了名字，《汉书》卷二十一上•律历志曰：「律十有二，阳六为律，阴六为吕。律以统气类物，一曰黄钟，二曰太族，三曰姑洗，四曰蕤宾，五曰夷则，六曰亡射。吕以旅阳宣气，一曰林钟，二曰南吕，三曰应钟，四曰大吕，五曰夹钟，六曰中吕。」12个阳律为律，阴律为吕，与12月份相对应，代表着我们人类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时光。这其中的前五个律吕名，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冼刚好对应五个音名，即宫、商、角、征、羽，而这五个音作为基础五音，也是直接得自于黄钟的减损或增益，是为中国传统管律与弦律的基础五音。
最早对这一运算有所记载的古籍是《管子 地员篇》：
「凡听征，如负猪豕觉而骇。凡听羽，如鸣马在野。凡听宫，如牛鸣窌中。凡听商，如离群羊。凡听角，如雉登木以鸣，音疾以清。凡将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开以合九九，以是生黄钟小素之首，以成宫。三分而益之以一，为百有八，为征。不无有三分而去其乘，适足，以是生商。有三分，而复于其所，以是成羽。有三分，去其乘，适足，以是成角。」
（由于《管子》被质疑为后人伪托，故其成书时间可能晚于管仲所生活的春秋时期，但这并并不影响这一成熟的音律算法在春秋时期早已存在并被时人熟练运用）
这种通过运算而产生的声音频率上的变化本质上对中国古老易学的一种应用，以一起始，以十进制，向百发展，向千扩大，一直延伸到万，无论天文历法，规矩方圆，权衡轻重，均可以亦步亦趋的深入探究。而声音，因其与人之感官直接相连，在对于基础五音的定名上则借助古文字中的深刻寓意来补充解释每一个音律所带给人类的直观感受。宫，为中，声音亦最为低沈，通畅四方，首先产生，起定场作用，而后逐渐增高；商，为章，事物成熟之后，性质稳定，可以明显的测量；角即触，植物顶破地面生长出来，头上带着尖尖的嫩角；征，为祉，指事物兴旺强大之后，繁荣多福；羽，即宇，万物皆隐藏在宇宙苍穹之下。对应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冼五个律吕之名，正象征着从仲冬到季春之月，万物由冬蛰开始复苏，进而孕育着一年的蓬勃发展。待到「仲夏之月」律中蕤宾、「仲秋之月」律中南吕、以及「孟冬之月」律中应钟之时，万物则步入由盛转歇，休养生息之态，是为自然轮回之规律。而对于这种规律的认识、学习与不断适应正是中国礼乐制度得以诞生并发展的根基，无论《周礼》亦或《汉书》均对此有详细的记载。
因频率不断损益变化而产生的12音之间的间隔并非完全相等，而是参差不齐，这是由于早期数学运算中的模糊算法所导致的，理论上黄钟与应钟应该可以回到同一个音上，但正因前文提及的通过不断损益而产生的闭环仅是近似，并非完全相等，导致在声音频率上产生了一度之差，而这在中国也成为了「黄钟不能还原」的千古难题。而「黄钟不能还原」的核心症结在乐理上是「旋宫转调」的技术问题，在旋律上是听起来略欠和谐的感官问题，而在精神层面则是其背后所依托的整个自然社会规律是否能够准确的被我们人类捕捉，我们因其所建立的礼乐制度可否与自然宇宙完美的相以契合，周而复始、消长盈汐，所谓：「闰余成岁，律吕调阳。」表面上历代科学家演算的是音律，而实质上他们研究的依然是天文与历法所支撑的整个礼乐制度。
而比管律与弦律丰富一些的钟律则在中国古代即已在音律方面要表达的全面的多。湖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战国时期的曾侯乙编钟，于1978年在湖北随县出土，是目前已知全世界最大、最重、音乐性能最完好的青铜礼乐器。全套编钟重5吨，共65件钟，分三层八组悬挂在呈曲尺形的铜木结构钟架上，根据出土后的测音结果，其所用音律已经基本具备十二平均律的效果，即前文所说的十二个数值频率基本可以达到平均和谐，能够自然的旋宫转调，而这也说明，在中国古代音律的计算上，自古即已有接近完备的演算方式，只是因为过于艰深，很容易在礼崩乐坏的朝代更替之时被人们遗忘。
同时，曾侯乙编钟全钟刻有标音和乐律铭文3755个，包含了当时楚、晋、周、齐各国的各种律名、音阶名的对应关系，许多闻所未闻，其音域达5个八度，12个半音齐备，而这也为其音律闭环的实现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基础，非其他任何八音中的单一乐器可以实现，其音律运算上大量运用《易》学中阴与阳的概念，也就是近代数学中所讲的实数与虚数，做到了与十二平均律仅仅相差最多不超过6个分音，是为编钟这种古代雅乐乐器之王所特有，所以《史记 律书》言「钟律调自上古」。
而无论多么复杂，多么精妙，这一切的和谐皆是源自前文所叙述的对于自然的捕捉与不断演算，音乐本身或许就是数学的抽象化表达，毕竟「生命之树常绿，而理论总是灰色的。」每逢盛世来临，律吕之学总是会被再次提出，清代的圣主康熙或许是历代帝王中对此最为重视的一位，也可能是最后一位系统性研究并改订律制、改造乐器的理论家与实践家，后世雍正、乾隆等诸位帝王皆沿用康熙律制而已
「本朝定制，朝会中和韶乐编钟，范金为之，十六枚同箎，应十二正律四倍律。」
明代中晚期以来礼崩乐坏对整个中原社会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而进入清代，随着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台湾和成功抵御沙俄的入侵，清朝对中原的统治逐渐稳固下来，圣主康熙深谋远虑，一方面为谋求满族入主中原的合法性和正统性，另一方面为重振礼乐纲纪，使国家运作与治理得以上行下效，在开疆拓土的同时亦格外重视礼乐制度的重建。
玄烨本人精于算数律吕，数十年演习不辍，康熙五十二年九月，于蒙养斋立馆，征召天下通晓乐律之人于修书处行走，主持编撰律吕诸书。次年十一月书成。康熙帝钦定书名《律历渊源》，其中直接有关乐律的为《律吕正义》三篇五卷。康熙帝亲自审定古今尺度，确定了黄钟律管的标准尺寸和绝对音高，同时根据「三分损益、隔八相生」的传统律制原则，将明朝六律六吕四清声的律制改为六律六吕四倍声的律制，并郑重其事的载入会典以垂永久。
康熙二十九年编订的《大清会典》中对于编钟的记载为，「编钟一架，用镀金铜钟十六枚，应六律吕四清声。」此处从四清声可知，其尚保留着明朝的律制。而在雍正朝以后的各朝《大清会典》和《皇朝礼器图册》中，则采录了康熙朝晚年改订律制、制造乐器的理论和实践成果。《皇朝礼器图册》记载：「本朝定制，朝会中和韶乐编钟，范金为之，十六枚同箎，应十二正律四倍律。」已全面更正为康熙帝亲自审定的「律吕正义」。这一律制的创立，标志着康熙帝主导下的大清王朝开始进入奠立本朝正统礼乐体系的新阶段，是为明中晚期礼崩乐坏之后的社会新风貌。
而在宫廷礼乐其中，包括编钟在内，边磬、排箫、琴、瑟、笛、箫、箎、埙、云锣、方响等所有按照旋律发音的乐器，都需要进行改造或新造。与诏修乐书同时，康熙帝传谕责令苏州织造李煦、江宁织造曹颙（康熙帝最为看重的包衣内臣，曹雪芹的父亲及姑父）采办竹子、灵璧石，并在苏州城中挑选通晓音律、会做乐器之人，一同护送进京，提前储备制作乐器的材料和技术人才，可见其对此之重视程度。坛庙祭祀和殿陛典礼乐器改造的大幕由此正式拉开，历时三年，至康熙五十四年陆续搞成。
此次拍卖中所见三件编钟皆为康熙五十四年款八卦纹编钟，据文献可知先师文庙、先农坛等所使用的编钟即为此类五十四年款八卦纹编钟。而据雍正朝《大清会典》记载，在祭祀乐上，「凡天坛、地坛、祈谷坛、太庙、社稷坛，为大祀。皇上亲祭，或遣官恭代。……凡朝日坛、夕月坛、历代帝王庙、先师文庙、先农坛，为中祀。……皇帝亲祭历代帝王庙、先师文庙、先农坛，系特行重典……。」皇帝之所以亲祭先师文庙等则关涉清朝统治中原的合法性和正统性，所以这几个场合均于康熙五十四年率先配备八卦纹编钟，此三件编钟应为此批所制造。
从康熙五十二年至康熙五十八年短短几年间，康熙帝主导创造了有清一代制礼作乐的第一个高峰，成造的编钟也仅仅14套。而主要是因为编钟的织造耗费极大，且一旦制成之后很难通过磨削等技术予以调整，即便是皇家亦需要将金、铜等各类稀有材料循环利用，节省开支，所以据记载，顺治朝以来所用的编钟皆沿袭自明宫编钟，仅康熙朝开始，才将前朝乐器融铸之后再制造成康熙款的编钟，无论材质与工艺皆极为精尖。同时，由于镈钟、编钟等向来由造办处直属的铸炉处铸造，其直接的详细档案极为罕见，在活计档中难觅真迹，亦使得这一绝学一旦不被人所重视，即落入被遗忘乃至觊觎的宿命。
清晚期，内忧外患频频来袭，清王朝的税源骤减，平乱战争更是糜费了巨额的国库银两，国家财政入不敷出。为此，时任兵部尚书瓜尔佳•桂良提出，内务府广储司银库所藏的金镈钟三口重两千余斤，值银数十万两，请加以销熔以补军饷之缺。咸丰帝毫不犹豫地批准了这一请求，结果是乾隆五十五年铸造的黄钟律金镈钟等被融化成各式重量不等的金条，共计八千五百另三块，重两万七千三十两，由此可见，编钟与其他八音乐器之间的根本区别，「以为举天下之物而无以撑其德，惟金与玉而已。」
不想薄于天地的圣祖康熙孜孜不倦的学习与演算推理出来的「律吕正义」亦是康熙朝得以重建较为完备的礼乐规制的基础，而自雍正朝朝始仅沿用，并为在典制乐器制作上有再大的动作，只是对典乐机构有所调整，以加强机构管理。或许，雍正帝亦有自己关于律吕的想法，但苦于其在位短促，并未能将自己的想法予以实施。乾隆帝继位后，社会安定，经济蓬勃发展，人口、耕地数目迅速增加，乾隆帝以圣祖康熙为楷模，大力整顿和完善国家礼乐体系，又掀起了一个大规模添造中和韶乐的高潮，但是关于律吕背后所承载的整个天文历法的演算大致在康熙朝之后不复前进，历史的眷顾大致就停留在康熙五十四年，那时我们依然重视数学，重视科学，执着的探求着音律背后的自然规律。
朱载堉引发的「宇宙的和谐」
其实，几乎在同一时期的西方科学家斯台文（Simon Stevin）、梅森（Marin Mersenne）等也实现了精确运算十二平均律，梅森为自己的著作命名《宇宙的和谐》（Harmonie Universelle）。其中，斯台文据说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的朋友，在他与利玛窦的交流中或许应该得知了中国明代晚期由朱载堉所推导的新法密率。而朱载堉又是谁呢？我们首先回到「黄钟不能还原」这一千古难题上。
其实关于这一千古难题，历代一直有学者试图解决，只是各自使用的数学方法不尽相同，如同圆周率计算一般，大家各显神通，期望无限接近最精确的数值。而明中晚期，1536年，本应是礼崩乐坏之时，明太祖九世孙朱载堉，出生于河南省怀庆府河内县，他是郑藩第六代世子，自小深受父亲郑恭王的影响，自幼学习天文、算术、音律等学问，因不平其父获罪被关，筑室独处十九年，直到1567年，其父被赦免，他才愿意入宫。1591年，郑王朱厚烷去世，作为长子的朱载堉本该继承王位，他却七疏让国，辞爵归里，潜心著书。在漠落坎坷的十九年的漫长岁月里，朱载堉专心攻读音律、历算，于1581年着成《律历融通》、1584年着成《律吕新说》、1594年着成《律吕精义》，通过对于十二平均音律的准确计算强调了改革历法与律法的必要性。
此处略去其《律吕精义》中对于具体计算步骤的阐述，仅以现代数学语言表述，其计算思路是这样的：
首先，由于相差八度的两个音频的弦长比为2：1，所以，将八度等分为12份，即需要求等比数列的公比x
2～(1/12)；
然后，将纯八度开平方，得到蕤宾（F#）
1.414213562373095048801689
再讲蕤宾继续开平方，得到南吕（D#）
1.1892071150027210667175
在将南吕开立方，则得半音应钟（C#）
1.059463094359295264561825
至此，「仲夏之月」律中蕤宾、「仲秋之月」律中南吕、以及「孟冬之月」律中应钟皆达到了有史以来最和谐也最精确的音频点，朱载堉也是有据可查的，世界上最早求出十二平均律算法的学者，其计算的精确性不亚于半个世纪后算出详细解的任何一位欧洲数学家们，至于利玛窦对其研究的记载是否确实启发了整个西方音乐届对于十二平均律的突破性进展此处不再赘言，毕竟无论中西方，我们都只是在模拟自然，像宇宙轮回的自然规律学习并亦步亦趋的前进。或许因其属于明代王室的身份，清圣祖康熙对其理论并未广为传颂，但从其对自身律吕著作定名，仅江朱载堉《律吕精义》改为《律吕正义》等就可窥探一二，彼时的康熙皇帝或许未能宽大到容忍前明礼乐制度的复兴，但至少他锐利的目光捕捉到了科学发展的历史遗珠，并以自己的方式重建了早已靡费的礼乐制度，让这个国家的关注点重新回到了我们最朴素的自然规律之上，或许西方人理解了朱载堉的理论之后给出的定义更为准确：宇宙的和谐。

仲夏之月（五月），律中蕤宾；
仲秋之月（八月），律中南吕；
孟冬之月（十月），律中应钟；
—《礼记·月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