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拍品信息

LOT号	5026	作品名称	清康熙36年御制紫檀鸡翅木百宝嵌《大宝箴》柜式大屏
作者	--	尺寸	198×147cm	创作年代	清康熙36年
估价	5,600,000-8,600,000	成交价	RMB 7,820,000
材质		形制
「康熙三十六年岁在丁丑孟夏之望录张蕴古大宝箴」备注： •欧洲重要藏家私人旧藏 •A&J speelman珍藏，伦敦 •北京保利，2014年12月4日，「流光凝永——A&J speelman典藏中国妙艺臻玩」专场，编号5639 本品为一件极其稀罕的紫檀鸡翅木百宝嵌柜式大屏，其精选紫檀大料制成，比例匀称，造型平稳大气。此屏制作别出心裁，整体仿壁柜样式，屏心为紫檀木，作双门对开式，四周围框的固定部份为鸡翅木，其上开光以各色玉石百宝为材，镶嵌出精美花鸟图。选取蜀葵、梅花、玉兰、茶花、海棠、桃花、秋菊等四时花卉，以折枝的表现方式装饰器表﹐其旁环绕着蜂蝶鸟鹊等禽雀飞虫﹐布局疏朗有致，众物形态皆活灵逼真﹐色彩搭配上亦是丰富鲜艳，极具装饰意味。屏背光素无纹，仅外框一周浮雕缠枝花卉，与屏面及四壁相呼应，尽显木材纹理之美。在屏面门板所刻的《大宝箴》一文后落有「康熙三十六年岁在丁丑孟夏之望录张蕴古大宝箴」款。按此大壁柜门的落款﹐应当是公元 1697 年（康熙三十六年岁在丁丑）阴历四月十五日（孟夏之望）抄录制作。从其材质、工艺、纹案、修饰及形制等方面看是康熙本朝的无疑。查阅海内外公私收藏，有明确纪年款的大型家具实为珍罕，故宫博物院所藏镶嵌家具中，落康熙纪年款的仅有寥寥几例，更显本品之殊特，对清代家具的研究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选料：紫檀紫檀木在中国的使用历史可追溯至东晋时期或更早，制作为家俱、乐器或其它器物应不晚于唐。且因其木质特性及独特的制作工艺，自古素有「紫檀工」之说。有清一代，对色泽深、质地密、纹理细的贵重硬木极为推崇，其中以紫檀为首选，当时许多黄花梨家俱都被染成深色，以图古色古香。基于紫檀极好的加工性能，使上位者对厚重富丽艺术风格的喜好得以实现，因而清代康雍乾三朝宫廷家俱中，紫檀制品占有极大比重，特别是到了清中期，选材非常讲究，往往要求清一色，无疖无疤，无标皮，色泽均匀，有的家俱甚至要求为同一根木料制成。如此用料，还有更深刻的体现皇家正统意识和地位的政治原因。工艺：百宝嵌众所周知，明清两式家俱，虽遥承一脉，亦各具千秋。明式家俱之魂，在乎造型之绝，其简约清雅，妙合庄禅，为文人制器之典范。与之相较，清式家俱之精，则莫过装饰之美，其应目琳琅，富丽堂皇，是世俗审美之写照。究清式家俱之盛，非惟巧匠妙手施为，亦关彼时工艺之繁美。有清一代，蓄诸般传统工艺，而予加传扬，其中又以「百宝嵌」精美不凡，世所共道。恰如本品，以百宝嵌饰红花绿叶、雀鸟蝴蝶，栩栩生动，娇妍华美。且随着光线照射的角度变化，映射出不同的瑰丽光彩。恰如古诗《素屏谣》中所赞「尔不见当今甲第与王宫，织成布障银屏风。缀珠陷钿贴云母，五金七宝相玲珑」。据考，百宝嵌工艺出现于明代，它是在螺钿镶嵌工艺的基础上加上象牙、珊瑚、宝石以及玉石等材料形成的镶嵌工艺。清朝钱泳的《履园丛话》中记载百宝嵌说道：「以金银、宝石、珍珠、青金、绿松、螺钿、象牙、蜜蜡、沈香为之，雕成山水、人物、树木、楼台、花卉、翎毛，嵌于檀、梨、漆器之上。大而屏风、桌椅、窗、书架，小则笔床、茶具、砚匣、书香，五色陆离，难以形容。自古来未有之奇玩也」，从这些都可以看出古人对于百宝嵌工艺的喜爱。功能：如同贴落一般独立悬挂的装饰挂屏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此件屏风并非为某清代紫檀大柜的残件，而是作为独立的一件家俱陈设而制作，是经过精心设计而成的作品。因其曾为欧洲藏家所珍藏，置于家中作为陈设，彼时因文化差异，此屏被误认为是门板，曾另配条板作为四围，给此屏加宽进深，使之如壁柜一般可以储放他物。从现有的老照片可以看出，当时此大屏如壁柜一般放置，内加隔板，放置其象牙雕刻摆件，上置瓷器等，对开的活门内侧分别贴挂画布。而实际上，如果仔细观察的话，此屏最外围的缠枝花卉纹饰不仅雕刻于正面门板、上端及两侧，屏面背部的边框四周亦细细雕琢，也直接的说明了其本身即为一件独立悬挂的观赏器。按清代起居环境和宫廷陈设要求，本品或置于宫殿一面墙壁的贴落之前，以增加进深之感。加之其所镶嵌的《大宝箴》全文﹐悬于壁上，有「殿壁书悬」之感﹐恰好符合清世宗宪皇帝（雍正皇帝）在一首御制诗中描述的勤政殿内「殿壁书悬」的意境。所谓贴落，是建筑内部墙面装饰的一种手段，是一种结合了壁画艺术性与裱糊实用性的室内装饰艺术品。贴落画在清代宫廷中使用非常普遍，紫禁城、避暑山庄、圆明园以及行宫各处都有贴落装饰。但是贴落画只为特定的环境、空间大小量身设计绘制，一旦脱离开原有的位置就不再是一幅独立完整的绘画作品。2014年首都博物馆展出的《长宜茀禄：乾隆花园的秘密》一展中，即有多幅宫廷内饰贴落。「厅堂婴戏图通景画贴落」，位于乾隆花园玉粹轩明间西壁，制作于乾隆四十年闰十月十二日。画中所绘楠木垂罩、隔扇、壁纸与室内真实装修相衔接，仿若厅堂。厅堂广敞明亮，墙壁上挂着《三老图》，两边是由大学士董诰书写的乾隆御制诗句对联「亿万人借亿万寿，泰平岁值泰平春」。靠墙摆放着一张紫檀案，上面陈设著书匣、卷画、三代的青铜礼器。案前放置一张床榻，头戴皮帽凤冠的王妃端庄悠闲地坐在上面，看着儿孙满堂，一丝喜悦露在嘴角，她是整个通景画的中心。根据现存原状可知贴落中的众多隔扇心画的落款有姚文瀚、袁瑛、杨大章、方琼、谢遂、贾全、黄念七位画师。「厅堂接子图通景画贴落」，制作于乾隆四十一年二月28日，由王幼学主持绘制，粘贴于乾隆花园养和精舍东间南壁，画中的隔扇与东间真实的墙壁、屋顶相连，画中的地面亦与真实的地面相连，画中的壁纸与真实的壁纸相同，仿若东间向南还开辟了一间，空间顿觉明亮广敞。铭刻《大宝箴》与康雍乾三朝「治天下」据考可知，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丁丑）不仅是康熙一朝的巅峰时期，在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的人生中也是值得着墨一书的。康熙年间是清朝领土扩张、烽火边关之际，康熙帝麾下兵勇先后于二十二年（1683年）统一孤悬海疆的台湾岛；二十四年击溃了俄罗斯军队，弭平雅克萨（Albazin）城寨；二十九年至三十九年间，长年清剿西疆及西北边境的准噶尔部，直至六十一年康熙驾崩之时，清廷仍发兵西藏。其中，与准噶尔大汗噶尔丹之间的兵戎相见，似乎在康熙心中勾勒出狩猎与杀伐交错的景象：康熙三十五、三十六年间，康熙几度御驾亲征，仿佛猎人追捕猎物一般逼临噶尔丹。与噶尔丹的交锋，或许算是康熙一生中较为畅怀的片段，将之视为个人旷古未有的勋业。在三十六年的初夏，当听闻噶尔丹众叛亲离、饮药自尽之时，康熙帝曾于四月十七日书信敬事房太监，认为：「……今嘎尔但已死，其下等人，俱来归顺。朕之大事毕矣。」并感叹道「今蒙天地宗庙默佑成功，朕之一生，可谓乐矣，可谓致矣，可谓尽矣」，足可见其喜出望外之情。回望康熙帝一生丰碑式的功勋，「康熙三十六年」为其统治生涯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可见意义重大。清初诸帝﹐念着祖宗创业艰难﹐努力塑造正大光明和儒雅渊博的为帝形象。作为广受赞誉的「千古一帝」，康熙帝不仅胸怀大略开创一片盛世，并且为人勤谨克守、自律自警。这等博大胸魄、唯贤兼听的气度，才使得《大宝箴》这样的警诫帝王之文得以宣扬，能够嵌刻在此紫檀大屏上，置于宫廷内，以供帝王观赏品鉴。「大宝」二字即指皇权帝位。「箴」乃劝戒规谏之意。「大宝箴」三字﹐就是对皇帝的劝戒规谏﹐也就是对皇帝的约律警示。据《旧唐书》卷一九〇《文苑传上·张蕴古传》记载，《大宝箴》成文于唐太宗刚刚即位之际，彼时张蕴古认为天下「畏而未怀」，天子因「为君实难」，更应严格自律，励精图治，故而撰写了《大宝箴》上奏，加以规诫。此文全文不长，语言精炼优美，有陶熔之功，堪称「箴」体文的佳作，其中不少名句被后世反复引用，更是「贞观之治」的象征。而本出自三国魏李康《运命论》中的「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之句，更是引起后世帝王的高度重视，开明者如清代明君康熙帝，颇喜引用此语而自勉。这样的箴文﹐上下数千年﹐几人能为﹐又几人敢为。只有在唐太宗这样的明君和张蕴古这样的诤臣同存的时代，才会有《大宝箴》这样的千古一文出现。然而即便如此﹐张蕴古之被株也难说不是种祸于此。张蕴古之后再无此类文章﹐非后人不能为﹐乃后人不敢为也。但是﹐在文字狱极盛的清代，为人臣所不能写不能言的，为帝者则可用可引。这不仅表明为君的英明与胸怀，也是在皇位政局稳定的局势下，对励精图治者自身的自警自勉。若非身为九五之尊﹐宰辅以下﹐无论臣民﹐谁有资格担得起诸如「宅普天之下﹐处王公之上﹐任土贡其所有﹐具僚和其所唱」、「壮九重于内」、「冕旒蔽目」这样的句子。若非身掌稳固的统治态势﹐又怎敢挂「不以天下奉一人」这样的句子。若非身怀雄才伟魄﹐又怎能谈及「汉高大度」、「周文小心」。《大宝箴》的独特谏文，不提寻常百姓官吏大臣﹐即便是王公贵冑﹐谁敢堂而煌之的悬此于室﹐谁敢不惧「觊觎大宝」四字﹐亦不惧「株连九族」四字？因此可以确信的是，在康熙时代﹐除了皇家以外﹐甚至是除了康熙帝本人以外﹐或许有人胆敢秘密地收藏写有《大宝箴》的书籍或字纸﹐但绝对是无人敢、也无人有资格﹐去如此堂而皇之制作并陈设「殿壁书悬」这样含有《大宝箴》全文的大柜门。这也进而证明了，此件紫檀鸡翅木百宝嵌《大宝箴》柜式大屏，必属皇家之物无疑。「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 —雍正皇帝御笔题书于故宫养心殿西暖阁从传世的文献著录及故宫的陈设书法可知，康雍乾三朝对《大宝箴》的重视程度可谓最高，清康熙《圣祖仁皇帝庭训格言》就曾收录此语，谓「古人有言：’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以此为训，不敢过也。」纵观康熙帝的统治一生，其对「以一人治天下」的统治方针坚定不移，君权绝不旁落，此理念于其早期统治时期便见端倪，始终秉着「天无二日，民无二君」的原则。后至雍正一朝，清世宗胤禛则把「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之句略加改动，作为楹联用以自勉。但是成为同他父辈一样的千古一帝绝非易事，一方通身由寿山芙蓉石制成、刻着由胤禛亲笔书写的小篆体「为君难」三字的玉玺，却是道出了他作为君主、君子的无奈。所谓高处不胜寒，似乎恰是对其心境的最好写照。然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究其三者在位期间的统治而论，此「干纲独御」的思想绝非普通的君主专制所能比拟。他们所标榜的君权，不仅仅是一种权力，更重要的是一种康熙帝曾言的、作为最高统治者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责任。对其而言，只有时刻自省为帝者当英明善用，才可如《大宝箴》一文中所云「如衡如石，不定物以数，物之悬者，轻重自见；如水如镜，不示物以形，物之鉴者，妍蚩自露」，「惟人所召，自天佑之」。藴古，初以贞观二年自幽州总管府记室兼直中书省，表上《大宝箴》，文义甚美，可以规诫。其词曰：今来古往，俯察仰观，惟辟作福，为君实难。宅普天之下，处王公之上，任土贡其所有，具僚和其所唱。是故恐惧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转放。岂知事起乎所忽，祸生乎无妄。故以圣人受命，拯溺亨屯，归罪于己，推恩于民。大明无偏照，至公无私亲。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礼以禁其奢，乐以防其佚。左言而右事，出警而入跸。四时调其惨舒，三光同其得失。故身为之度，而声为之律。勿谓无知，居高听卑；勿谓何害，积小成大。乐不可极，极乐成哀；欲不可纵，纵欲成灾。壮九重于内，所居不过容膝；彼昏不知，瑶其台而琼其室。罗八珍于前，所食不过适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勿内荒于色，勿外荒于禽；勿贵难得之货，勿听亡国之音。内荒伐人性，外荒荡人心；难得之物侈，亡国之声淫。勿谓我尊而傲贤侮士，勿谓我智而拒谏矜己。闻之夏后，据馈频起；亦有魏帝，牵裾不止。安彼反侧，如春阳秋露；巍巍荡荡，推汉高大度。抚兹庶事，如履薄临深；战战栗栗，用周文小心。《诗》云：「不识不知。」《书》曰：「无偏无党。」一彼此于胸臆，捐好恶于心想。众弃而后加刑，众悦而后命赏。弱其强而治其乱，伸其屈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数，物之悬者，轻重自见；如水如镜，不示物以形，物之鉴者，妍蚩自露。勿浑浑而浊，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暗，勿察察而明。虽冕旒蔽目而视于未形，虽黈纩塞耳而听于无声。纵心乎湛然之域，游神于至道之精。扣之者，应洪纤而效响；酌之者，随浅深而皆盈。故曰：天之清，地之宁，王之贞。四时不言而代序，万物无为而受成。岂知帝有其力，而天下和平。吾王拨乱，戡以智力；人惧其威，未怀其德。我皇抚运，扇以淳风；民怀其始，未保其终。爰术金镜，穷神尽性。使人以心，应言以行。包括理体，抑扬辞令。天下为公，一人有庆。开罗起祝，援琴命诗。一日二日，念兹在兹。惟人所召，自天佑之。争臣司直，敢告前疑。太宗嘉之，赐帛三百段，仍授以大理寺丞。 ——《贞观政要‧卷八·刑法‧第三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