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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26 清康熙36年 御制紫檀鸡翅木百宝嵌《大宝箴》柜式大屏

御制紫檀鸡翅木百宝嵌《大宝箴》柜式大屏
拍品信息
LOT号 5026 作品名称 清康熙36年 御制紫檀鸡翅木百宝嵌《大宝箴》柜式大屏
作者 -- 尺寸 198×147cm 创作年代 清康熙36年
估价 5,600,000-8,600,000 成交价 RMB 7,820,000

「康熙三十六年岁在丁丑孟夏之望录张蕴古大宝箴」
备注:
•欧洲重要藏家私人旧藏
•A&J speelman珍藏,伦敦
•北京保利,2014年12月4日,「 流光凝永——A&J speelman典藏中国妙艺臻玩」专场,编号5639

本品为一件极其稀罕的紫檀鸡翅木百宝嵌柜式大屏,其精选紫檀大料制成,比例匀称,造型平稳大气。此屏制作别出心裁,整体仿壁柜样式,屏心为紫檀木,作双门对开式,四周围框的固定部份为鸡翅木,其上开光以各色玉石百宝为材,镶嵌出精美花鸟图。选取蜀葵、梅花、玉兰、茶花、海棠、桃花、秋菊等四时花卉,以折枝的表现方式装饰器表﹐其旁环绕着蜂蝶鸟鹊等禽雀飞虫﹐布局疏朗有致,众物形态皆活灵逼真﹐色彩搭配上亦是丰富鲜艳,极具装饰意味。屏背光素无纹,仅外框一周浮雕缠枝花卉,与屏面及四壁相呼应,尽显木材纹理之美。
在屏面门板所刻的《大宝箴》一文后落有「康熙三十六年岁在丁丑孟夏之望录张蕴古大宝箴」款。按此大壁柜门的落款﹐应当是公元 1697 年(康熙三十六年岁在丁丑)阴历四月十五日(孟夏之望)抄录制作。从其材质、工艺、纹案、修饰及形制等方面看是康熙本朝的无疑。查阅海内外公私收藏,有明确纪年款的大型家具实为珍罕,故宫博物院所藏镶嵌家具中,落康熙纪年款的仅有寥寥几例,更显本品之殊特,对清代家具的研究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选料:紫檀
紫檀木在中国的使用历史可追溯至东晋时期或更早,制作为家俱、乐器或其它器物应不晚于唐。且因其木质特性及独特的制作工艺,自古素有「紫檀工」之说。有清一代,对色泽深、质地密、纹理细的贵重硬木极为推崇,其中以紫檀为首选,当时许多黄花梨家俱都被染成深色,以图古色古香。基于紫檀极好的加工性能,使上位者对厚重富丽艺术风格的喜好得以实现,因而清代康雍乾三朝宫廷家俱中,紫檀制品占有极大比重,特别是到了清中期,选材非常讲究,往往要求清一色,无疖无疤,无标皮,色泽均匀,有的家俱甚至要求为同一根木料制成。如此用料,还有更深刻的体现皇家正统意识和地位的政治原因。
工艺:百宝嵌
众所周知,明清两式家俱,虽遥承一脉,亦各具千秋。明式家俱之魂,在乎造型之绝,其简约清雅,妙合庄禅,为文人制器之典范。与之相较,清式家俱之精,则莫过装饰之美,其应目琳琅,富丽堂皇,是世俗审美之写照。究清式家俱之盛,非惟巧匠妙手施为,亦关彼时工艺之繁美。有清一代,蓄诸般传统工艺,而予加传扬,其中又以「百宝嵌」精美不凡,世所共道。恰如本品,以百宝嵌饰红花绿叶、雀鸟蝴蝶,栩栩生动,娇妍华美。且随着光线照射的角度变化,映射出不同的瑰丽光彩。恰如古诗《素屏谣》中所赞「尔不见当今甲第与王宫,织成布障银屏风。缀珠陷钿贴云母,五金七宝相玲珑」。
据考,百宝嵌工艺出现于明代,它是在螺钿镶嵌工艺的基础上加上象牙、珊瑚、宝石以及玉石等材料形成的镶嵌工艺。清朝钱泳的《履园丛话》中记载百宝嵌说道:「以金银、宝石、珍珠、青金、绿松、螺钿、象牙、蜜蜡、沈香为之,雕成山水、人物、树木、楼台、花卉、翎毛,嵌于檀、梨、漆器之上。大而屏风、桌椅、窗、书架,小则笔床、茶具、砚匣、书香,五色陆离,难以形容。自古来未有之奇玩也」,从这些都可以看出古人对于百宝嵌工艺的喜爱。

功能:如同贴落一般独立悬挂的装饰挂屏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此件屏风并非为某清代紫檀大柜的残件,而是作为独立的一件家俱陈设而制作,是经过精心设计而成的作品。因其曾为欧洲藏家所珍藏,置于家中作为陈设,彼时因文化差异,此屏被误认为是门板,曾另配条板作为四围,给此屏加宽进深,使之如壁柜一般可以储放他物。从现有的老照片可以看出,当时此大屏如壁柜一般放置,内加隔板,放置其象牙雕刻摆件,上置瓷器等,对开的活门内侧分别贴挂画布。而实际上,如果仔细观察的话,此屏最外围的缠枝花卉纹饰不仅雕刻于正面门板、上端及两侧,屏面背部的边框四周亦细细雕琢,也直接的说明了其本身即为一件独立悬挂的观赏器。
按清代起居环境和宫廷陈设要求,本品或置于宫殿一面墙壁的贴落之前,以增加进深之感。加之其所镶嵌的《大宝箴》全文﹐悬于壁上,有「殿壁书悬」之感﹐恰好符合清世宗宪皇帝(雍正皇帝)在一首御制诗中描述的勤政殿内「殿壁书悬」的意境。

所谓贴落,是建筑内部墙面装饰的一种手段,是一种结合了壁画艺术性与裱糊实用性的室内装饰艺术品。贴落画在清代宫廷中使用非常普遍,紫禁城、避暑山庄、圆明园以及行宫各处都有贴落装饰。但是贴落画只为特定的环境、空间大小量身设计绘制,一旦脱离开原有的位置就不再是一幅独立完整的绘画作品。2014年首都博物馆展出的《长宜茀禄:乾隆花园的秘密》一展中,即有多幅宫廷内饰贴落。
「厅堂婴戏图通景画贴落」,位于乾隆花园玉粹轩明间西壁,制作于乾隆四十年闰十月十二日。画中所绘楠木垂罩、隔扇、壁纸与室内真实装修相衔接,仿若厅堂。厅堂广敞明亮,墙壁上挂着《三老图》,两边是由大学士董诰书写的乾隆御制诗句对联「亿万人借亿万寿,泰平岁值泰平春」。靠墙摆放着一张紫檀案,上面陈设著书匣、卷画、三代的青铜礼器。案前放置一张床榻,头戴皮帽凤冠的王妃端庄悠闲地坐在上面,看着儿孙满堂,一丝喜悦露在嘴角,她是整个通景画的中心。根据现存原状可知贴落中的众多隔扇心画的落款有姚文瀚、袁瑛、杨大章、方琼、谢遂、贾全、黄念七位画师。
「厅堂接子图通景画贴落」,制作于乾隆四十一年二月28日,由王幼学主持绘制,粘贴于乾隆花园养和精舍东间南壁,画中的隔扇与东间真实的墙壁、屋顶相连,画中的地面亦与真实的地面相连,画中的壁纸与真实的壁纸相同,仿若东间向南还开辟了一间,空间顿觉明亮广敞。

铭刻《大宝箴》与康雍乾三朝「治天下」
据考可知,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丁丑)不仅是康熙一朝的巅峰时期,在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的人生中也是值得着墨一书的。康熙年间是清朝领土扩张、烽火边关之际,康熙帝麾下兵勇先后于二十二年(1683年)统一孤悬海疆的台湾岛;二十四年击溃了俄罗斯军队,弭平雅克萨(Albazin)城寨;二十九年至三十九年间,长年清剿西疆及西北边境的准噶尔部,直至六十一年康熙驾崩之时,清廷仍发兵西藏。其中,与准噶尔大汗噶尔丹之间的兵戎相
见,似乎在康熙心中勾勒出狩猎与杀伐交错的景象:康熙三十五、三十六年间,康熙几度御驾亲征,仿佛猎人追捕猎物一般逼临噶尔丹。与噶尔丹的交锋,或许算是康熙一生中较为畅怀的片段,将之视为个人旷古未有的勋业。
在三十六年的初夏,当听闻噶尔丹众叛亲离、饮药自尽之时,康熙帝曾于四月十七日书信敬事房太监,认为:「……今嘎尔但已死,其下等人,俱来归顺。朕之大事毕矣。」并感叹道「今蒙天地宗庙默佑成功,朕之一生,可谓乐矣,可谓致矣,可谓尽矣」,足可见其喜出望外之情。回望康熙帝一生丰碑式的功勋,「康熙三十六年」 为其统治生涯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可见意义重大。
清初诸帝﹐念着祖宗创业艰难﹐努力塑造正大光明和儒雅渊博的为帝形象。作为广受赞誉的「千古一帝」,康熙帝不仅胸怀大略开创一片盛世,并且为人勤谨克守、自律自警。这等博大胸魄、唯贤兼听的气度,才使得《大宝箴》这样的警诫帝王之文得以宣扬,能够嵌刻在此紫檀大屏上,置于宫廷内,以供帝王观赏品鉴。
「大宝」二字即指皇权帝位。「箴」乃劝戒规谏之意。「大宝箴」三字﹐就是对皇帝的劝戒规谏﹐也就是对皇帝的约律警示。

据《旧唐书》卷一九〇《文苑传上·张蕴古传》记载,《大宝箴》成文于唐太宗刚刚即位之际,彼时张蕴古认为天下「畏而未怀」,天子因「为君实难」,更应严格自律,励精图治,故而撰写了《大宝箴》上奏,加以规诫。此文全文不长,语言精炼优美,有陶熔之功,堪称「箴」体文的佳作,其中不少名句被后世反复引用,更是「贞观之治」的象征。而本出自三国魏李康《运命论》中的「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之句,更是引起后世帝王的高度重视,开明者如清代明君康熙帝,颇喜引用此语而自勉。
这样的箴文﹐上下数千年﹐几人能为﹐又几人敢为。只有在唐太宗这样的明君和张蕴古这样的诤臣同存的时代,才会有《大宝箴》这样的千古一文出现。然而即便如此﹐张蕴古之被株也难说不是种祸于此。张蕴古之后再无此类文章﹐非后人不能为﹐乃后人不敢为也。但是﹐在文字狱极盛的清代,为人臣所不能写不能言的,为帝者则可用可引。这不仅表明为君的英明与胸怀,也是在皇位政局稳定的局势下,对励精图治者自身的自警自勉。
若非身为九五之尊﹐宰辅以下﹐无论臣民﹐谁有资格担得起诸如「宅普天之下﹐处王公之上﹐任土贡其所有﹐具僚和其所唱」、「壮九重于内」、「冕旒蔽目」这样的句子。若非身掌稳固的统治态势﹐又怎敢挂「不以天下奉一人」这样的句子。若非身怀雄才伟魄﹐又怎能谈及「汉高大度」、「周文小心」。《大宝箴》的独特谏文,不提寻常百姓官吏大臣﹐即便是王公贵冑﹐谁敢堂而煌之的悬此于室﹐谁敢不惧「觊觎大宝」四字﹐亦不惧「株连九族」四字?因此可以确信的是,在康熙时代﹐除了皇家以外﹐甚至是除了康熙帝本人以外﹐或许有人胆敢秘密地收藏写有《大宝箴》的书籍或字纸﹐但绝对是无人敢、也无人有资格﹐去如此堂而皇之制作并陈设「殿壁书悬」这样含有《大宝箴》全文的大柜门。这也进而证明了,此件紫檀鸡翅木百宝嵌《大宝箴》柜式大屏,必属皇家之物无疑。

「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
—雍正皇帝御笔题书于故宫养心殿西暖阁

从传世的文献著录及故宫的陈设书法可知,康雍乾三朝对《大宝箴》的重视程度可谓最高,清康熙《圣祖仁皇帝庭训格言》就曾收录此语,谓「古人有言:’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以此为训,不敢过也。」纵观康熙帝的统治一生,其对「以一人治天下」的统治方针坚定不移,君权绝不旁落,此理念于其早期统治时期便见端倪,始终秉着「天无二日,民无二君」的原则。
后至雍正一朝,清世宗胤禛则把「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之句略加改动,作为楹联用以自勉。但是成为同他父辈一样的千古一帝绝非易事,一方通身由寿山芙蓉石制成、刻着由胤禛亲笔书写的小篆体「为君难」三字的玉玺,却是道出了他作为君主、君子的无奈。所谓高处不胜寒,似乎恰是对其心境的最好写照。
然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究其三者在位期间的统治而论,此「干纲独御」的思想绝非普通的君主专制所能比拟。他们所标榜的君权,不仅仅是一种权力,更重要的是一种康熙帝曾言的、作为最高统治者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责任。对其而言,只有时刻自省为帝者当英明善用,才可如《大宝箴》一文中所云「如衡如石,不定物以数,物之悬者,轻重自见;如水如镜,不示物以形,物之鉴者,妍蚩自露」,「惟人所召,自天佑之」。

藴古,初以贞观二年自幽州总管府记室兼直中书省,表上《大宝箴》,文义甚美,可以规诫。其词曰: 今来古往,俯察仰观,惟辟作福,为君实难。宅普天之下,处王公之上,任土贡其所有,具僚和其所唱。是故恐惧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转放。岂知事起乎所忽,祸生乎无妄。故以圣人受命,拯溺亨屯,归罪于己,推恩于民。大明无偏照,至公无私亲。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礼以禁其奢,乐以防其佚。左言而右事,出警而入跸。四时调其惨舒,三光同其得失。故身为之度,而声为之律。勿谓无知,居高听卑;勿谓何害,积小成大。乐不可极,极乐成哀;欲不可纵,纵欲成灾。壮九重于内,所居不过容膝;彼昏不知,瑶其台而琼其室。罗八珍于前,所食不过适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勿内荒于色,勿外荒于禽;勿贵难得之货,勿听亡国之音。内荒伐人性,外荒荡人心;难得之物侈,亡国之声淫。勿谓我尊而傲贤侮士,勿谓我智而拒谏矜己。闻之夏后,据馈频起;亦有魏帝,牵裾不止。安彼反侧,如春阳秋露;巍巍荡荡,推汉高大度。抚兹庶事,如履薄临深;战战栗栗,用周文小心。
《诗》云:「不识不知。」《书》曰:「无偏无党。」一彼此于胸臆,捐好恶于心想。众弃而后加刑,众悦而后命赏。弱其强而治其乱,伸其屈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数,物之悬者,轻重自见;如水如镜,不示物以形,物之鉴者,妍蚩自露。勿浑浑而浊,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暗,勿察察而明。虽冕旒蔽目而视于未形,虽黈纩塞耳而听于无声。纵心乎湛然之域,游神于至道之精。扣之者,应洪纤而效响;酌之者,随浅深而皆盈。故曰:天之清,地之宁,王之贞。四时不言而代序,万物无为而受成。岂知帝有其力,而天下和平。吾王拨乱,戡以智力;人惧其威,未怀其德。我皇抚运,扇以淳风;民怀其始,未保其终。爰术金镜,穷神尽性。使人以心,应言以行。包括理体,抑扬辞令。天下为公,一人有庆。开罗起祝,援琴命诗。一日二日,念兹在兹。惟人所召,自天佑之。争臣司直,敢告前疑。太宗嘉之,赐帛三百段,仍授以大理寺丞。
——《贞观政要‧卷八·刑法‧第三十一》